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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有助于他们获得具有一种优雅而精练的社交知识，而且还提高了他们讲话的能力。可是到了我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了。这么一来，这种制度便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可是保守的英国还是保持着它的形式。
学习的课程是容易的，律师们被幽默地称做“宴会律师”。谁都知道，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在我那个时候，考试有两门：一门是罗马法，还有一门是普通法。当时有一些正规的课本是专门为这种考试而编印的，而且可以带到考场上去，可是几乎没有人去读它们。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突击罗马法的笔记，便可以应试及格；只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普通法的笔记，也可以应试及格。考卷是很容易答的，主考员也是宽宏大量的。罗马法考试的及格率住往达95％至99％，而大考的录取率则达75％或更多。所以谁也不怕落榜，何况考试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然而我却成功地把这两种考试并而为一。我觉得我应该读遍所有的课本。我以为不读这些书是一种错误。我花了很多钱去买课本。我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我为了应付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获得的拉丁文知识，对我很有好处。而所有这一切阅读在我到了南非以后，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罗马荷兰法就是那里的普通法。所以读了贾斯丁尼亚的著作对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花了九个月相当艰苦的劳动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巨大而有趣的著作，我花了不少时间才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有一点儿难懂。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收集了一定的案例，很有意思而且富有启发性。我还以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威廉士的著作读起来象一部小说。我回到印度以后曾以同样浓郁的兴趣阅读的一部著作是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不过这里不是谈论印度法律书籍的地方，所以不谈了。
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取了，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登记。12日我便起程回国了。
然而不管我怎样读书，我的束手无策和恐惧心里并未因此而告终，我并不感宽自己已经有了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但是要描写我这种遇事束手无策的情形，只好另辟一章了。
第二十五章 我还是没有办法
在英国取得律师的资格不算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法律书我倒是钻研过，但是如何执行我却没有学过。我曾经用心读过《习律一助》，但不晓得怎样把它应用在我的业务上。
“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是其中一个格言，然而我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当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并没有给我多少信心。
而且，印度法律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我一点也不懂。我连起诉书应该怎样写也没有学过，而且感到毫无办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作狮子吼的故事，他在英国如何学得这种功夫，我倒是感觉奇异。我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法学上的敏锐，但是我究竟能不能依靠这种职业为生，的确使我深为不安。
我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些疑虑和不安。我把这些困难告诉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已说过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很迟才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我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麻烦这样一个大人物。每次听说他要演讲了，我便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谛听，等到眼福和耳福都得到满足了，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有密切的接触，他曾建立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着实快活。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以为除非最迫切的需要，就不应当去麻烦他。所以当时我竟不敢接受那位朋友的劝告把自己的困难向达达巴伊提出来。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否也是这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党员，但他对于印度学生的关怀是纯洁和大公无私的。有很多学生去请救他，我也请他给我约定一次拜会的时间，他同意了。这一次的会晤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他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在欢笑声中消除了我的悲观情绪。他对我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象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他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好吧，请你告诉我你读过一些什么书。”
当我把读过的很少几本书告诉他时，我看出他有点失望。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的脸上很快又闪耀着那可爱的笑容。他说：“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你也不懂得世故，这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你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作为一个律师，应该通晓人情，应该具有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以看出他品格的能力。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我看你甚至连凯依和马尔逊的1857年兵变史①也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看你还得读一两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拓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有关相貌学的几本著作。
①即1857年印度人民的大起义，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采取蚕食的方式逐渐征服了印度，在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和军事上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引起残余的王公贵族的恐惧和人民的不满，于1857年5月首先在德里附近英国的土著雇佣兵（印度人）中发生了兵变，印度中部各地英人统率的印兵群起响应，几个月内席卷了恒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印度历史上的所谓“兵变”。
这位令人尊敬的朋友使我感激万分。在他面前，我的一切恐惧全都消逝了，但是我一离开他，便又不安起来。“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从看出他的品格”倒成了我的一个问题，我在回家途中一直想着上述的两本书。第二天我买了拉伐拓的书，申梅尔品尼克的书当时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读了拉伐拓的书，觉得它的艰涩难懂尤甚于斯尼尔的《平衡法》，而且索然无味。我研究过莎士比亚的相貌，可是并没有得到什么技能，可以发现往来于伦敦街头的莎士比亚之流的人物。
拉伐拓的书并没有给我增加什么知识。宾卡特先生的忠告对我的直接用处很小，但是他的情谊却使我感奋起来。他那开朗的笑脸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相信他所说的话，即费罗泽夏。梅赫达的敏锐、记忆力和才能并不是一个有成就的律师所必需的；忠诚和勤奋便够了。而我自问在最后这两个方面来说，还算过得去，自己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我已不可能在英国读凯依和马尔逊的书，但我在南非终于读到了，因为我决心一有机会就去读一读。
我就这样带着一点点掺杂着无可奈何的希望的心情，乘“阿萨姆”号轮船在孟买登岸。港口的风浪很大，我不得不搭一只小艇靠码头。
第一章 赖昌德巴伊
我在前一章说过，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这在六、七月间的阿拉伯海并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船开出亚丁以后，一直是海浪汹涌，差不多每一个乘客都晕船；只有我一个人饮食如常，在甲板上看波涛滚滚，浪花飞溅。早餐席上，除我以外，就只有一两个人紧紧地捧着碟子吃麦片粥，免得四处横流。
这天然的风暴对我来说正是内在不安的一种象征。然而正如这天然的风暴并没有扰乱我一样，我敢说后者对我也没有什么两样。原来种姓的麻烦正等着我去应付。我已说过，我对如何开始执行律师的业务，感到徬徨无策。况且，我既自命为改革者，终得盘算着如何着手进行某些改革。这些都是我所想象得到的，岂知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我哥哥亲自到码头上来接我。那时他已经认识了梅赫达医师和他的哥哥，而由于梅赫达医师坚持要我住在他家里，我们便到那里去了。这个始于英国的结识就这样在印度继续下去，在这两个家庭之间结成了永恒的友谊。
我一直渴望见到我母亲。我还不知道她已与世长辞，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怀抱了。现在这不幸的消息传来了，我照规矩守了斋戒。我在英国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我哥哥却一直瞒着我，免得我在异国经受这么严重的打击。然而这个消息对于我仍然不失为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也不想在这里多提了。我的悲痛实在更甚于父亲的逝世。我最美好的愿望大多破灭了，但是我记得我并没有怎样过度地表示我的悲痛，我甚至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眼泪，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
梅赫达医师给我介绍了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我同他后来便成为终身的朋友。但是他所介绍的这几位朋友当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诗人赖昌德，一名拉治昌德罗，他是梅赫达医师一位哥哥的女婿，和贾吉望合资经营一家珠宝店。他那时还不到二十五岁，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便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百事通”①，梅赫达医师曾叫我试试他的记忆能力。我竭尽我所知道的欧洲语言的字汇以告，请这位诗人背诵。他果然完全按照我的次序背诵如流。我羡慕他的天才，但是没有受他的迷惑。真正使我醉心的东西，直到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他那渊博的经典知识，他那纯洁无瑕的人格，和他那自我实现的热烈要求。我后来才晓得这最后的一件事就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他嘴里常常念着而且铭入他的心版之上的，是下列穆旦纳德的几行诗句：
只有我在日常言行中看见了他②，
我才认为自己受了祝福；
他实在是一条线，
维系着穆旦纳德的生命。
①百事通（Shatavadhani），即同时能记忆或处理一百种事务。
②指上帝。
赖昌德巴伊①所经营的生意数达几十万卢比。他善于鉴别真珠和钻石。买卖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裕如。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的一生活动的中心。那个中心就是他要面见上帝的热情。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有一本宗教书籍和他的日记。他一做完生意，便立即打开那本宗教书籍或日记。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多半是从这本日记中摘录下来的。谈完一大宗生意以后就能够马上坐下来写述内心秘密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而我看见他在经营生意之中还能这样浸沉于神灵的追逐，已非偶然，而是一种经常的现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为任何事情失去心理上的均衡。他之于我，本来没有什么商务上的关系或其他私人的关系，可是我和他相处极为投机。我当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但是我们每次相见，他总是认真地和我谈论有关宗教的事情。我当时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