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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的经费，比起李文忠公手里，自然天差地远，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腾挪的余地。如今北洋的局面，好比式微的世家，诚不免外强中干，不过江南有句俗语‘穷虽穷，家里还有三担铜’，不说别样，只说北洋公所，在京里，在天津，空着的房子就不知道多少，倘能加意整顿，不能奏销的额外用度，就有着落了！”袁世凯略停一下，用平静但很清晰的声音说：“以后，王爷府里的用度，从上房到厨房都归北洋开支好了。”
“什么？”庆王问一句：“慰庭你再说一遍。”
“以后，王爷府上的一切用度，不管上房的开销还是下人的工食，都归北洋开支，按月送到府上。”
有这样的事？那不就象自己在当北洋大臣吗？事情太意外，庆王一时竟不知何以为答了。
“王爷如果赏脸，事情就这样定局。”
“是、是！多谢，多谢！不、不！”庆王有些语无伦次地，“这也不是说得一声多谢就可以了事的！总之，慰庭，有我就有你！”
当然，如果他想享受这一份“包圆儿”的供给，就非支持他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不可，这是再也浅近不过的道理，庆王自然明白。袁世凯为了表示他说话算话，即时便有行动，一面起身道谢，一面取出一个早备好了的红封袋，封面上公然无忌地写着“足纹一万两”，双手捧了过去，口中说道：“请王爷留着赏人！”
凡是对亲贵献金，都说“备赏”，已成惯例，不过脱手万金的大手笔，实在罕见。庆王将红封袋接在手中，踌躇了一会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亦不必多说什么了！”
※ ※※
第二天，慈禧太后两次召见庆王。第一次有皇帝在座，有些话不便问，第二次“独对”，殿外只有李莲英在伺候，不妨细谈宫中的情形。其实，慈禧太后所知道的情形已经不少了。宫中虽有文宗的两位老妃，而论位号之尊，有穆宗的敦宜荣庆皇贵妃，亦就是同治立后时，慈禧太后所属意的刑部侍郎凤秀之女，但“当家”的却是瑜贵妃。
瑜贵妃亦是穆宗的妃子。同治十一年大婚，先选后妃，次封两嫔，瑜贵妃即是其中之一。自穆宗因“天花”崩逝，慈禧太后所恨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所宠的是初封慧妃的敦宜皇贵妃，而所重的却是今已晋位贵妃的瑜嫔。因为她知书识礼，极懂规矩，而且赋性淡泊，与人无争。谁知德性之外，才具过人。当两宫仓皇出奔，宫中人心惶惶，不知多少人日夕以泪洗面，幸亏瑜贵妃镇静，挺身而出，指挥太监，分区守护宫门，又抚慰各处宫眷，力求安静。以后联军进京，大内归日军管辖，一切交涉，都由瑜贵妃主持，内务府大臣承命而行，处理得井井有条。宫中不致遭到兵灾，而且居然能保持皇室的尊严，瑜贵妃的功劳，实在不小。
因此，慈禧太后不但对她更为看重，而且也存着畏惮之意，召见庆王，首先便问到她的意向态度。
“当时的情形，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洋人进了城，宫里都不知道。头天晚上召见军机，只剩下王文韶、赵舒翘两个，要车没有车，要人没有人，赤手空拳，怎么能带大家走？可是，说起来总是我做当家人的，丢下大家不管。其实，我们娘儿俩吃的那种苦，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倒还不如她们在宫里还好些。”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我想，别人不明白，瑜贵妃总应该体谅得到吧？”
“是！”庆王答说：“瑜贵妃召见过奴才两次，每次都是隔着门说话，奴才这次来接驾之前，还特为请见瑜贵妃，请示可有什么话让奴才带来？瑜贵妃吩咐：”你只面奏老佛爷，寝殿后院子，我特别派人看守，一点都没有动！‘“
这话旁人不解，慈禧太后却能深喻，而且颇为欣慰。原来在长春宫与乐寿堂的后院，慈禧太后埋着几百万的现银，瑜贵妃说这话，即表示这批银子毫未短少。
由此可见，瑜贵妃是一片心向着太后，这更值得嘉许。慈禧太后心想，回宫以后，自然没有人敢当面发怨言，可是私下窃议，亦最好能够抑止。这还得靠瑜贵妃去疏导。
“你回去告诉瑜贵妃，就说我说的，一起二十多年，到这一回，我才知道她竟是大贤大德的人，以前真正是埋没了她。宫里多亏得她，我是知道的，盼她仍旧照从前一样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
最后这句话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庆王心领神会，随即答说：“是，奴才一定照实传懿旨，盼瑜贵妃照旧尽心，宫里务必要安静，别生是非。”
“正是这话。”慈禧太后停了一下，以一种不经意闲聊的语气问道：“这一年多，有人提到景仁宫那主儿不？”
庆王一时不解所谓，细想一想才明白，珍妃生前住东六宫的景仁宫，便即答道：“奴才没有听说。”
“总有人提过吧？”
“奴才想不起来了。”
“你倒再想想！”慈禧太后加强语气说：“一定有人提过。”
这样凄戾的宫闱之事，当然会有人谈论，只是不便上奏，因为所有的议论，都认为慈禧太后这件事做得太狠，而且也不必要，即使珍妃随扈，她难道就能劝得皇帝敢于反抗太后，收回大权？
不过慈禧太后这样逼着问，如果咬定不曾听人谈过此事，不免显得不诚，甚至更起疑心，以为有什么悖逆不道，万万不能上闻的谬论在。因此庆王不能不想法子搪塞了。
于是，他故意偏着头想，想起读过的几首词，可以用来塞责。
“奴才实在不知道有谁提过这件事，只仿佛记得有人做过几首词，说是指着这件事。不过，奴才也没有见过这些词。”
居然形诸文字，慈禧太后更为关切，“是那些人做的词？
她问，“说些什么？”
“做诗做词的，反正总是那些翰林。”庆王答说：“词里说些什么，奴才没有读过原文，不敢胡说。”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你把那些词找来，我倒要看看，是怎么说？”
“是！奴才马上去找。不过……。”
“一定要找到！”慈禧太后不容他说完，便即打断：“越快越好。”
于是退出行宫，庆王立刻派人去访求，有个军机章京鲍心增抄了一首词、十二首诗来。词是当代名家朱孝臧的一首《落叶》，调寄《声声慢》，注明作于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只是十天以前的事。庆王在亲贵中算是喝过墨水的，但词章一道，很少涉猎，所以得找一本词谱来，按谱寻句，方能读断：
“鸣螀颓砌，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 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
读是读断了句，却以典故太多，到底有何寄托？不甚了了。不过除却“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这两句刺眼以外，别无悖逆忌讳之句，不妨进呈。接下来再看诗。
诗是十二首七律，题目叫做“庚子落叶词”，下注“重伯”二字。这个名字，庆王是知道的，曾国藩之孙，曾纪鸿之子曾广钧，号叫重伯，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
七律而在一个题目之下做到十二首之多，自然非多搬典故不足以充篇幅，可是有些典故的字面，看得庆王直皱眉，提笔加点，作为记号，第二首的“清明寒食年年忆，城郭人民事事非”；第三首的“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第四首的“朱雀乌衣巷战场，白龙鱼服出边墙”；第五首的“汉家法度天难问，敌国文明佛不知”；第七首的“景阳楼下胭脂水，神岳秋毫事不同”；第十首的“鸾舆纵返填桥鹊，咫尺黄姑隔画屏”；第十一首的“三泉纵涸悲宁塞，五胜空成恨未灰”。这些句子写得皇帝与珍妃生死缠绵，看在慈禧太后眼中，自然不会舒服，说不定会替皇帝找来麻烦。
最大胆的是“姑恶声声啼苦竹，子规夜夜叫苍梧”这一联。庆王清清楚楚地记得苏东坡诗中的注，说“姑恶”是水鸟之名，习俗相传，有妇人受婆婆的虐待，死而化为水鸟，鸣声听来似“姑恶”二字，因而以此为名。慈禧太后与珍妃不就是婆媳？如此率直指斥，是大不敬的罪名，如果懿旨着令曾广钧“明白回奏”，只怕不是革职所能了事的。
因此这十二首诗，庆王决计留下来，可是只进呈朱孝臧一首词，似乎有敷衍塞责的意味，亦颇不妥。想来想去，只好派人再去看鲍心增，说是好歹再觅一两首来。
鲍心增居然又抄来两词一诗。词牌叫做“金明池”咏的是荷花，一首是朱孝臧所作，另一首具名“鹜翁”，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遍询左右，尽皆不知此翁何许人？少不得还要再去请教鲍心增。就这扰攘之际，袁世凯又来拜访，请进来相见，庆王将这天慈禧太后两番召见的经过，约略相告，同时也诉说了他所遭遇的困扰。
“王爷早不跟我说。”袁世凯微笑答道：“这种诗词，要多少有多少。”
“那好啊！”庆王很高兴地，“拜托多抄几首来，我好交差。”
“是！明天一早送来。”袁世凯略想一想说：“不但曾重伯的那十二首诗用不得，朱疆村的那首词，什么‘飞霜金井’、‘恩怨无端’，措词亦很不妥当，请王爷不必往上呈，免得多生是非。”
“是的！只要另外有比较妥当的文字，能够敷衍得过去，这首词当然可以不用。”
“包管妥当。”
是揣摩着慈禧太后的心理，临时找擅词章的幕友赶出来的“应制”之作，自然不会不妥当，不独“姑恶”的意味绝不会有，连“金井”的字样亦极力避免。好在天子多情，美人命薄，光是在这八个字之中，就可以找到无数诗材词料，而其事又与明皇入蜀，差可比附，取一部洪昇的《长生殿》来翻一翻，套袭成句，方便之至。
其中有一首香山乐府体的长歌，却颇费过一番心血，作用在于取悦于慈禧太后，所以独弹异调，以谴责珍妃弄权为主。
但最后一段笔掀波澜，忽然大赞珍妃，说联军进京，她不及随扈，投井殉国，贞烈可风。殁而为神，一定会在冥冥中呵护两宫。
对于这一结，庆王深为满意，也很佩服，更觉高兴，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足可以交差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送了上去，慈禧太后颇为嘉许，言语与前一天不同了，认为她的心事，能为人所谅，是值得安慰之事。于是庆王乘机建议，为了慰藉贞魂，特请懿旨，将珍妃追赠为贵妃。
“我亦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一口应诺，“你就传旨给军机拟旨好了。”
军机自然遵办。不过认为懿旨以回宫之后，再行颁发为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至于回京以后应该有体恤百姓的恩诏，以及与民更始的表示，则宜在启跸之前发布，于是两天之中，发了七道上谕。
一道是从大处落墨，而以“钦奉懿旨”的名义陈述，说：“上年京师之变，蝥贼内讧，激成大事，震惊九庙，国步阽危，皇帝奉予西狩，始念所不及此；创巨痛深，盖无时不引咎自责。”等于慈禧太后的“罪己诏”。当然，着重的是惩前毖后，“惟望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麻。若复侥幸图存，宴安逸豫，尚安有兴邦之一日？”而最切实的一段话是：“值此国用空虚，筹款迫切，何一非万姓脂膏，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