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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像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物件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爆发了，人民在八月爆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像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