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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惊心动魄。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
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途电话”。他在空中慢慢划着字，我留意看，他写的是“小——凯——我——是——学——孟”。学孟是我的堂兄，小凯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开始用“长途电话”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组织“大同党”。不久登有对他的判决的布告就分发到九号来了。那张布告上共有一二十个判决，他的判词是“杨犯学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大同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我专政机关破获”后来据学孟自己告诉我，没有判死刑的原因是，这个“大同党”一九六三年经济局势好转后就散了，也没有任何活动，直到文化革命时才被人查出来。
学孟的父亲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我这位叔叔有七个儿女，学孟是长子，在银行做事。学孟和我的祖父是个地主，且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来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这种儒家教育传统肯定对学孟有很深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组织叫“大同党”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学孟是非常老实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组织政党的野心。
一年多以后我快被判刑时，粟异邦又被转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与九号斜对面的一个号子里。一天，刺耳的脚镣声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异邦的号字看去。那是个暖和的冬日，一个左家塘放风的日子。随着脚镣的响声，一个看去像十四五岁孩子的瘦小个从号子里走出来。“粟异邦！”罗钢小声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异邦矮小得多，脸像掉了一圈肉，与我知道的粟异邦很少有共同之处。要不是我早知道粟异邦在那个号子里，我绝对不会相信罗钢的判断。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像破了一样。待我仔细看后，才发觉棉衣已被剪成几块，用绳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手脚被铐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脱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带暗黑色。像其它犯人一样，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由于戴着脚镣，他走得比别人慢得多。我发觉他的嘴在神经质似地动，他在说话，尽管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周围的人应该听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演说。从他的视线中，我觉得他有点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没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语中。但他看去绝对没有神经失常，他的目光并不呆滞，他的表情并不麻木。然而，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时传到中国来的一个词：“被迫害狂”。粟异邦并没有神经病，但也明显地不同于正常人，这大概就是所谓“被迫害狂”的状态。我文化革命前听到过很多共产党关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宣传，电影“白毛女”大概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我却亲眼看见共产党把粟异邦这样高贵的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灵，与白毛女的故事比起来，粟异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徐络腮站在一边监视着放风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风完，徐络腮就走到粟异邦身边，恶狠狠地把他提前赶进了号子。粟异邦慢慢拖着脚镣回到号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的形象。我被判刑后，被转到了集中去劳改队的犯人的二十三号。在那里我碰到了与我同一个案子判刑的宋绍文，他是从粟异邦那个号子转来的。我向他问起粟异邦的情况，“这真是人间奇迹！”一提起粟异邦，他就忍不住惊叹。“他现在已经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所有人都嫌饭少了，他却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他攻击些什么呀？”我轻轻问。“说现在是法西斯暴政。听到广播里讲中苏边境冲突，就大骂共产党又在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报上讲什么，他攻击什么。”他满脸不愿细说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问。他看我不再问，连忙补一句：“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精灵变的。”
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我是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同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伙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