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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一两年内就发展到既修理制造农业机械，也修理汽车。岳阳的汽车修理厂也无法与它竞争，人们都爱到这个厂来修车。刘成宇也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一对聪明机灵的眼睛，讲话声音低沉深厚，是那种特别能打动女人的声音。他处世精明，但处人却放荡不羁，非常随便。一天夜里，我还在自己房里改学生的作业，突然走进来一个女孩子（我的门总是开着，因为经常有补习班的学生来问题目），她问我：“你叫杨曦光吧？”我抬头一看，感觉眼前一亮，像看见了仙女一般。这是位有着使人震惊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她见我点头后，就在我的床上坐下来，告诉我：“我是刘成宇的女朋友，小刘被他们关到小号子里去了，他托人带信出来，要我来找你帮忙。”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自称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叙说了她和刘宇成的故事。建妹子是一个刑满后就业人员的女儿。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刑满后在机械厂就业。建妹子也在机械厂做临时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刘成宇，不但因为他人品出众，而且因为他来自大城市长沙，而她是个连岳阳都很少有机会去的人。他们有过很多次约会，终于建妹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刘成宇经常要出去检验修好的车，以及到岳阳去买零配件。他每次出去总是穿着那种破烂得“开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满是油污，又黑又脏。他利用一次去岳阳的机会，开着车把建妹子送到岳阳的医院流了产。但是回来后却被人发现，于是以私自逃离劳改队为由关到“小号子”里去了。场部和机械厂都没有小号子，刘成宇是被关在三大队的小号子里。几天后，岳阳法院来人调查他与建妹子的关系，建妹子从来人的口气，觉得小刘可能被起诉加刑。建妹子边说，边抽泣起来，看来她真在为自己的爱人担忧。我问她：“你真喜欢她吗？”她重重地点头。“还没变？”她边点头边“嗯”一声，好像怕我误解了。我告诉她，“只要在调查时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刘成宇好，是你主动，就有可能使小刘加不了刑。”我这样安慰她，但自己其实没有一点信心。因为类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们中队有个小伙子父亲早死，从小随母亲长大。母亲一直没改嫁，守寡带大这个孩子。孩子长到十六岁时，母亲起了勾引儿子的心，夜里一丝不挂睡在儿子身旁，终于母子有了多次“乱伦”。邻居发现后报告公安局，儿子被逮捕，母亲多次去公安局证明，“乱伦”完全是她主动，她的责任，但儿子还是被以“破坏社会道德风尚罪”判处七年徒刑。这是个在与性有关的法律问题上歧视男人、袒护妇女的社会，我其实根本不能肯定小刘会不会加刑，但我看着这位美丽的泪人，只能这样鼓励她试一试。几天后，我下课从学校回到场部，看到一群妇女围着一个人在叫骂，走过去一看，被包围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丽黑发被人扯散披在肩上。这群妇女看样子是劳改干部的太太们。她们大多是农村长得漂亮的妇女。有个妇女向地上吐口痰骂道：“臭不要脸的婊子，自己承认主动去勾引一个臭劳改，你知不知道这有多羞耻！”建妹子一点也不退缩，她轻声但坚硬地回应：“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我听了这句话，两眼一热，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不忍看下去，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赵晋湘。她的出现使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认为她一定是鄙视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原来是两个敌对营垒的人，我们有绝然相反的感情。一天后我才知道，由于建妹子坚称她与刘成宇的性关系完全是她的责任，刘成宇昨天被放出来。没有经验的建妹子一听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两早已被监视，两人见面拥到一块，就被赶来的劳改干部抓住，刘成宇五花大绑又送进了小号子。这件事使我开始嘲笑自己对赵晋湘有过的“爱”。我终于肯定，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在与我敌对阵营中的人。
但是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满离开劳改队后，却又发觉，我其实忘不了她，我们又开始了热烈的通讯，那种“像”情人一样的通讯。我在信上告诉她我爱她，她在信上也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无意中留意与我有关的每个消息。是的，我敏感到她对我的好感并不是我的过敏感，她承认她爱我，为我有几夜无法入睡。可是她却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时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产的电影《流浪者》的时候），说：“我没有勇气做丽达，你知道劳改农场的人会怎样看待与劳改犯恋爱的人。”我们一直通信了一两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她在信中总是抱怨不理解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她不喜欢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不理解为右派平反。而我却用很多页信纸解释为什么右派和右倾的观点是对的，而毛泽东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观点却是错的。我每次写完这种信就害怕，如果我告诉她我至今认为造反派反迫害的观点是对的，在支持造反派这一观点上我喜欢毛泽东而不喜欢邓小平，那她会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吗？她与我的政治距离太大，她是我第一个不知不觉真正爱上的人，也是政治上与我完全敌对的人，我珍藏着她的信，将之视为这种敌人之间爱情的美感的记录。后来，我很高兴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时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名誉，重新当上了工程师（当然也离开了建新农场）。我心中暗暗祝愿，但愿赵晋湘心地里再没有对老何的歧视。她后来又来过信，说她到长沙找过我，但我那时已离开长沙，父亲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没有见到我。
自离开劳改队我再未见过她。记得离开农场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块在场部汽车站等公共汽车，赵晋湘像是偶然地经过车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当有干部走过来时，马上又有意识避开去，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令人伤心的是，建妹子与刘成宇的爱情比我和赵晋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刘成宇满刑出狱后回了长沙。他后来没有被加刑，大概是因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了的缘故。建妹子的父亲是刑满强迫就业的人，只有农村户口，没有资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没有资格移居城市。这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身份差别不但一代人内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随母亲，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永远得不到粮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资的配给，在这种等级身份制的压力下，刘成宇终于抛弃了建妹子，而与另一位长沙姑娘结了婚。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前显现出建妹子那夜坐在我床上哭泣的泪眼，以及她倔强地对那些侮辱她的妇女们说“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的神态。想不到这样一位美丽的让众多男子害相思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她为之奋斗的爱，不是因为政治的冲突，而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王师傅和卢师弟王金国和杨自力是基建组的两位主要泥工师傅。杨自力是四级泥工，有丰富的独立施工经验。王金国是二级泥工，工作起来没有杨自力敏捷麻利，也没有杨自力那么多独立施工的经验。泥工共有八级，由于自一九六四年突出政治运动以来，评级提级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的级别还是上十年前的级别。
我一九七二年到基建组后跟王金国学徒。杨自力有个叫卢国安的徒弟，我们互称师兄弟。王金国个子不高，样子长得很帅，但是左眼却自幼就瞎了。所以犯人们有时称他独眼龙。王师傅为人非常随便，大概是因为年轻，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习惯脾气像那种不罗嗦、不斤斤计较、办事干脆的青年哥哥。他讲话做事不紧不慢，十分沉着老练的样子。王师傅文革时是“湘江风雷”红旗战团的司令。这个战团的战员都是建筑工人。一九六八年军管当局宣布解散所有非官方的政治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拒不服从，与军管当局发生冲突，他这个司令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杨自力那时是红旗战团下面一个支队长，因为在那场冲突中与军管会的代表互相拳打脚踢，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王师傅和杨师傅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自认为是与“真正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不同的犯人，因此他们与其他因组织反共组织的反革命犯人及右派分子保持距离。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他们的案情，是因为他们把我视作与他们类似的造反派，也认为我与“真正的反革命”不同。王师傅还几次提醒我，不要与那些老右派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关系太密。我不喜欢王师傅和杨师傅这种歧视其他政治犯的态度，但他们是我的师傅，我也从不当面反驳他们的劝导。我自己理解他们这种态度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而可能是种下意识的政治策略，用这种方法否认对他们判决的合法性，而尽量把自己的地位打扮成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
我觉得改变他们这种态度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们懂得更多政治历史。我当时正在看世界通史，我试着把英国大革命前后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讲给王师傅听。他读过初中，应该比杨师傅能接受新知识。杨师傅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而且对人宣称他是文盲，从不看书写字。王师傅对英国大革命后复辟时期辉格党和圆颅党互相迫害，政治反反复复的故事十分有兴趣。他听我读这一段历史给他听时羡慕地说：“英国复辟时期后还有光荣革命，被迫害的造反派还有机会与保守派形成合法的党，互相斗争，中国可不会有这种事，他们保守派现在是把我们彻底镇压下去了，我们再没有机会翻身了！再也硬不起来了！”我反问他：“中国的造反派怎么不可能有辉格党当年那样的机会呢？政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了，局面就会变，今天的敌人会成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敌人。”王师傅直摇头：“中国与外国不一样，共产党厉害呀！”我总觉得他对政治历史了解太少，才会对自己的短视深信不疑。”假设明天有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你会怎么样反应呢？”王师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早就看穿了，共产党就是耍我们造反派的猴把戏，不管他再搞什么平反或其他讨好我们的把戏，我再也不会上当了。只要他把我从牢里放掉，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上山当和尚去，与世隔绝，再不问政治。”我理解王师傅当初造反时的心情。记得毛泽东公开支持第一个非官方的学生组织时，长沙的学生也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组织到长沙市委去示威，他们的标语是“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他们反对共产党对学生的控制，要求市委允许非官方学生组织注册。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共产党组织还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我怀着同情而无望的心情看着这些大学生造反，我不相信他们会成功。长沙市委马上把共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组成了“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赶到市委门口，把示威的学生包围起来，批斗和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