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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微分和导数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念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于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育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教材是苏联式教育系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育与英美教育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详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一，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教材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见到过邓子恢（一九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何老师的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象余裕一那样有反共情绪。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中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周围的犯人同时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牢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欢迎的何老师帮忙。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过路的老百姓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他帮我把肉切碎炒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了。卢国安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那也不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着何敏和，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从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社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份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对烈日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造，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还是埋头插秧。几分钟后，他冷冷地回应道：“我在设计室工作一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一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苦呢，一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没事找苦吃！来，下来与我们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时常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了也有点不舒服。特别是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他带着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设计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给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链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线。而悬链曲线不能用圆规画出来，适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悬链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了一些渠道和桥梁，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以后我又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学了，尽管他们有时候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不久就被华国锋联合较保守的军人逮捕了。这个事件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学入学凭“成分”，由“单位”推荐政治上与单位好的人进大学。）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这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头，心想，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