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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中队的犯人中就流传着一个消息：“黄文哲是这次递条子的克格勃。”我这才注意到，黄文哲有好多天没与姚宝下象棋了。我悄悄问姚宝，黄文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姚宝说：“他是个好人，在七队时从不‘滔老倌’，还是七大队有名的‘反改造份子’，经常挨批斗的，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的角色。”“那他怎么现在成了‘滔老倌’了？”“天晓得共产党又把他改造成什么‘新人’了。共产党真有本事，可以把人变成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的。”姚宝皱着眉头，用手抓着后脑皮，若有所思。”他是什么事进来的？”我问。”他是一个叫‘民主党’的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判了十年刑。也许他认为要改变他的政治策略了。”这些天，我们经常听到干部在会上表扬黄文哲，说他劳动积极，捡棉花质量好，产量高，说他一改在七队的恶习，靠拢政府重新做人。五组的犯人们却把他恨之入骨。那正是开始收摘棉花的季节。洞庭湖上这块湖洲土地肥沃，棉花树长得近一人高。摘棉花是可紧可松的活，如果每天要摘七、八十、上百斤棉花，又要保持棉花中没有叶子，那就非得用两只手同时快捷和细心地摘，而且双脚要走得很快，不怕棉枝挂破皮肤和衣服。这样一天下来，人非常疲劳。但要慢慢捡却要舒服得多。我在捡棉花时，碰到几次黄文哲，他正是那种每天摘七八十斤棉花的姿态。好远就听到他碰撞棉枝的声音。他双手摘棉，走得极快，不久就消失在棉枝中。每天收工时到晒坪称棉花，黄文哲的产量总是在前三名以内，质量也总是二、三级。收棉花的季节里，三大队的三个中队合起来开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报告大会。那天晚上由黄文哲向全大队几百犯人们介绍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反动世界观的经验。大会开始时天已全黑下来了。犯人们拿着自己的小木凳列队后在大操坪里坐下来。黄文哲就着马灯灯光看着他的发言稿，向我们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九六二年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蒋匪帮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撕毁条约，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我出于反革命本能，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参加反革命组织，利用三年自然灾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困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那种我不熟悉的“认罪服法”的态度。如此自然地把对现政权的敌视和颠覆它的阴谋向公众宣讲也使我感到意外，我不明白当局是如何使姚宝称之为有政治头脑的人如此大胆地把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向他的敌人和盘托出，而且是用这种“认罪服法”的态度。黄文哲被打得头破血流
不久，五组传出风声，李早平向干部提出不愿干组长了，理由是，全组所有人都是“反改造”，只有黄文哲一人是靠拢政府的。他没法管理这个组。李早平是华容县一个农民，也是“攻击污蔑”罪进来的。当时的政治气氛，发牢骚讲文革前的小说故事，念唐诗都可以算“反改造”，黄文哲把五组所有人的重要言行都报告给干部，当然只有不说话的人才不是“反改造”。接着李早平告诉我，五组的大多数人都向干部“递条子”，指控黄文哲思想反动。黄文哲在五组完全孤立了。当时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正在利用大多数共产党员对文革的不满，把文革的罪责往林彪身上推。
不久，一次一中队犯人大会上，汤指导员批评黄文哲。”有个反革命家伙把五组搞得乌烟瘴气，指责别人都是反改造，只有他一个人是好的，其实呀，他是最大的反改造！”第二天夜里，五组又开会批斗黄文哲。这次没有任何干部示意打人，杨国昌就带头动手打黄文哲。周围被黄文哲打过小报告的人一拥而上，把个黄文哲打得头破血流。接下去的几天，我们都看到黄文哲又变了个样子，出工掉在最后面，做事懒洋洋，不洗脸，不刷牙，一身又脏又乱。看得出他已有点精神失常。干部问他“怎么啦，黄文哲？”半天没有回答，问几次后，他才懒懒地答道：“我想不通！”精神失常以后杀人
黄文哲被批斗后的第四天深夜。我突然听到一声惊悸的叫声，好一段时间后，隔壁有人大叫“打死人了呀！打死人了呀！”我和六组的人围到五组门口，看见杨国昌床上一片血迹，头被打开一个窟窿，脑浆和血混在一块。第二天一早干部进监房，从床底下取出一把十字镐。黄文哲马上被关入“小号子”。“小号子”坐落在三队监房大院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岗哨楼，共有六间极小的监房，没有窗子，六面都是水泥。小号子专门用来惩罚不顺从的犯人或所谓“重新犯罪”的犯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极低，八两米饭，蔬菜也极少。特别是在黑暗、潮湿、狭小的小号子中的单身囚禁，正常人也会精神失常。姚宝以前是黄文哲的好朋友，看到他这样倒霉，十分难过。一天他借口给黄文哲去送些他要的衣物，和一位送饭的犯人一起到小号子门口去看黄文哲。姚宝回来后告诉我，黄文哲又变得与在七队一样，见人就骂共产党。姚宝再三劝他小心点，他也毫不在乎。黄文哲很认真地告诉姚宝“共产党政权险象丛生，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日子不多了，姚宝，你耐心等着吧！”姚宝看着他瘦削下去的脸和叮当作响的脚镣，心中觉得好凄惨，再三告诫他“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
黄文哲被判死刑
一个月后，汤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黄文哲在小号子里在被子衣服上书写反动标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他马上就要到闸口去啃草皮了！”黄文哲是在每年两度的全农场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的。处死时，它被武装士兵拖上台，全身死绑，背后插着一个又长又窄的白色标牌，上面的黑字是“反革命杀人犯黄文哲”。“黄文哲”三个字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叉。一位胖胖的干部宣布了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后这两句响亮而威武。黄文哲马上被拖下台。我看到他被拖到台右边后方的一个草坪上已挖好的洞前。他被按下跪在洞前，面朝洞，两声沉闷的枪声响起，是由一个士兵站在他身后用手枪射击的。他应声栽倒在洞里。我再看不下去，黄文哲在大会上介绍学毛主席著作经验时那聪明理智的神志和他被批斗后那付丧魂落魄的样子轮番在我眼前转，还有那倒霉的杨国昌的尸体，我在问自己：谁应该对这些悲惨的事情负责呢？复旧和斩草除根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1972 年的春天卷着紫云英和油菜花香悄悄来临了。中国南方的春天像突然上演的话剧，充满着勃勃生机。无穷的能量通过潮湿扑鼻的绿叶香味使人心醉神怡。我根本记不起年春天的美丽了。我只记得那个春天到处响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口号，到处都是判处死刑的布告，天在我心目中总是惨黄而阴暗，泥泞的地似乎到处躲藏着死亡，尽管我知道1970 年的春天不会比1972 年的春天更多雨。1971 年的春天虽使人感觉社会已恢复了秩序，但是到处是“阶级斗争”，“专政”的口号，我感觉不到那个春天扑鼻绿叶香味的沁人心脾，却记得那个春天的湿冷。1972 年的春天给我的印象却十分美好。林彪于去年九月份死于蒙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老干部复职了，以前被视为走资派的陈毅（前外交部长）也在报上恢复了名誉。劳改队犯人的零用钱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每月两元，三大队的图书室也恢复了。图书室有一个报刊杂志目录，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有几十份期刊、杂志将复刊，犯人被允许用自己的钱订这些杂志。
我订了三份杂志，《国外科技动态》、《中国科学》和《学习与批判》。当然用我父亲邮汇给我的钱（劳改队的零用钱只够买手纸，牙刷，牙膏）。从报上可以看到周恩来越来越活跃，而江青、张春桥这些左派却很少露面，我想起刘凤祥的一句预言：“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不如说是周恩来的胜利，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周恩来会越来越主动，而毛泽东会越来越被动。”
新来的关教导员
这种微妙的政治变化给我们三大队带来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关教导员”。原来那个恶狠狠的刘教导员被调走了。而这位新来的关教导员，据说是文革中的“走资派”。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听就知道是1949 年南下的干部。这些干部比那些只会讲本地话的年以后当上干部的人显然资格老得多。关教导员经常向犯人保证改善伙食，每月杀次猪吃次肉，看一次电影，用这些犯人喜欢的事鼓励犯人安心工作。这在文革中是被批判为“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犯人们最大的物质要求大概就是每个月多吃几餐肉，多看几场电影。特别是自从1960 年以来，劳改队有好几年没有电影了（社会上，那段时间也没有电影）。年，一些老影片又在劳改队放映，每个月放一次。每次放电影前后，电影片成为犯人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放映前的几天，不少犯人真是“望眼欲穿”。人们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复，也感到理性的恢复。这种微妙的变化特别集中表现在报纸的宣传上。报纸上文章的语调十分像1962 年一样，总是有两个意义相反的句子联在一起，比如“我们应该突出政治，但是也要把业务工作做好”，“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但是也要发挥专家的作用”，“我们应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也要重视教育质量”，等等。看得出，“但是”后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但是”后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号。一九六二年是我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的那年。那时中国正在从大跃进后的混乱和饥饿中恢复过来，一切都在“向右转”，农村在搞“包产到户”，工厂里，在推行“工业60 条”，强调“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物质刺激”，“专家路线”。教育界在改变招生政策，以前入学要看“家庭成分”，出生不好的人不能进好学校，1962 年改为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长沙一中成了全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