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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我和傅子庚以及另一个叫刘橄悌的老人在一块剥黄麻皮，傅子庚告诉我很多这个组的故事。他告诉我劳改队的政策是利用刑事犯监视政治犯，利用“历史反革命”监视“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前反对共产党的人，“现行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后反对共产党的人。他告诉我这个组的生产组长和学习组长经常向稽队长打报告。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前和早上出工前干部进监房时都是他们向干部递报告的好机会。傅子庚指着刘橄悌悄悄对我说：“吴老头经常非常谦虚地向这位刘老头请教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刘老头对他的诚意毫不怀疑，就告诉吴老头，中国政治局势如此糟，共产党的朝代可能会翻边，一边说一边把手掌翻过来，意思是共产党可能垮台。不久吴老头就把这些话全报告了稽队长。好在刘老头不在意，他从不隐瞒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刘老头。他穿得格外破烂，长年用一块破麻布巾围着前腰，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眼镜框上贴满了胶布，不知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他说话细声细气，地道的长沙腔，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却保持着一种清高的风度，从不主动答理人家。后来我找机会与他搭话才知道他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县长。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一九四九年后他一直坚持反共的观点，但他只当面向共产党的官员讲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其它反抗行动。他的儿子受了很高的教育，在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中当不小的官，但这个儿子与老子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政治运动中划清界限，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他不再来往，可怜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只能靠共产党发给的每月八元救济金过日子，买了米都背不回来。文革中他还是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这次公安局在他七十多岁时以“思想顽固罪”判他七年徒刑。从他身上我看到历史书上所说的“前朝遗老”的形象。
傅子庚还告诉我这个组那位叫袁胜的呆头呆脑的衡阳人过去是修鞋匠，整日劳累，养不活家口，听说劳改队有每月四十斤大米的稳定供应，就写了张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自己送到公安局，结果被判了五年徒刑。袁胜经常是夜里政治学习时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总是说他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才写那张标语的。学习组长吴老头就批判他不认罪服法，因为他认为犯罪不是因为他自己坏，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给他活路。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傅子庚如此信任我。他告诉我，与他一块越狱逃跑的另一位犯人知道我的大名，他们都把我看成一位敢于向当局挑战的英雄。我慢慢从傅子庚口里知道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傅子庚是一九五九年后大饥荒时从农村逃到城市里开始他的扒窃生涯的。他被判了五年徒刑，逃跑过两次，都未成功，被加刑到十年。第三次逃跑就发生在我来三大队之前不久。那时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里。我看见过那个小号子，那是在围墙内一排监房的东头。我们住的监房门是敞开的，大约有十八平方米，两排通铺，能住十几个人。小监房只能住一个人，每天锁着门，条件比看守所还差，食物也比看守所还少。凡是犯了监规的人就被关进小号子，以示惩罪。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半年。他的一位朋友利用送饭的机会给他送进去一把小铁锨。他利用这把铁锨用三个月时间挖成一个地洞。这个地洞直通四公尺外的围墙外面。一天半夜，傅子庚终于挖通了这个地洞，他没法估计准确时间，就在离天亮不久时逃离三大队。第二天一早，看守军人发现了这个地洞，马上乘车追踪，在建新农场北面抓获了他。傅子庚在讲这段故事时面带笑容，他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他向这个世界上的人讲述他逃跑的经验。
告密者和越狱者
我虽然早就放弃了逃跑的企图，还是时常情不自禁地考虑逃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判刑对我的打击太大，劳改队的生活条件出人意外地差。有天我们在种水稻的水田里清理排水沟，冬末春初，水田里的水已全部放干，田里种的紫云英正在慢慢地长起来，显现出一片新绿。我们站在沟边的田埂上用铁锨将排水沟两边的草铲到沟底，然后站在沟底将杂物铲到田埂上，并把沟加深。
劳动中间，有抽一支烟的休息时间。吴老头招呼大家抽根烟。我坐在离吴老头不远的田埂上，问他建新农场三大队北边是什么地方，他告诉我是二大队，二大队过去是一大队。“再过去呢？”
“是钱粮湖农场。”
“钱粮湖农场离我们多远？”
“那可就不清楚了。”
远处的主干路上有一辆牛拉的木轮车在慢慢移动，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运输工具，也忍不住问吴老头，“那牛拉的车是做什么用的？”吴老头看去有点不耐烦：“那是运肥料的牛车，赶车的是‘自由犯’。”“什么是自由犯？”
“就是那些可以单独劳动，不要干部监督的犯人。他们多半是快满刑的人，案子不重，又表现好的。”
“我们不是也没有干部监督吗？”
“我们这是老弱组，都是跑不动的人，所以没有干部跟着。等大队人马修堤回来后，你会回到强劳力组，这些组天天都有干部跟着，早一年甚至还有武装持枪的监督犯人劳动。”他的语气好像是说：“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没有干部监督，真是天大的福份！”我忽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循声看去，有一条砂石铺成的公路穿过三大队的田地。我又忍不住问：“这条公路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从华容县来到岳阳县去”。
汽车的声音消失在它扬起的尘土中，我想着卡车车厢的样子，又在出神，如果我能趁司机不注意爬上了那车厢，并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掩藏起来，我不就有机会逃出去吗？第二天早晨出工前集合时，稽队长站在犯人队列前，狠狠盯我一眼，厉声说：“有些家伙逃跑思想不死，成天打听如何逃跑的路线。我警告这些企图逃跑的反革命分子，傅子庚脚上的铁镣就是你逃跑的下场！”
我大吃一惊，显然我昨天与吴老头的对话已被一字不漏地报告到稽队长那里去了。从此我发觉我受到特别的监视，我成了一位有逃跑思想的危险犯人。有次我被人从劳动工地叫回三大队办公室接受长沙来的人保组的人讯问有关文革中的事情，讯问完后，稽队长命令值班犯人押送我回劳动场所，我不能单独行走，因为我有逃跑思想。修堤任务完成后，一个早春二月天，傅子庚又被关进了小号子。那时三大队所有犯人都从外湖回来了。我几次到伙房去挑饭或打热水时，经过小号子门口，他都在门上的圆孔里与我打招呼。他小声说：“这回小号子里全是水泥地了。”不久，农场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闸口”外的湖滩上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是个充满春天气息的日子，田里的绿肥（紫云英草和油等）差不多盖住了棕色的土地，天气十分潮湿，到处是那种南方乡下春天的气息。闸口是建新农场西边围住洞庭湖的大堤上的一个大闸门。灌溉内湖七个大队的水就是由这个闸门调节。二月底三月初，堤外的湖洲还没被水淹没，宣判大会就在那渐渐变绿的湖洲上召开。老犯人告诉我每年的宣判大会都在这里开，每次宣判会都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前开一次，总要杀一两个犯人，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那年春天与往常不同的是，会场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贴满了一个新的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标语。内湖七个大队的一万多犯人黑压压地坐在湖洲上，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米远有一挺机枪直指人群。看着各个大队的干部站在队列的后方，用仇视的目光扫视犯人，心中在猜想谁是今天被加刑的倒楣蛋。我还在想，当我舅舅、我哥哥及刘凤祥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参加这类劳改队的宣判大会时，他们对自己政治犯的身份和对自己的政治观点会有什么感想？
出人意外地，当农场军管会干部宣布将死刑犯押上来时，其中一个竟是傅子庚。傅子庚与另一个稍微比他年长的年轻人各被两个军人拖上台，他们都被上了死绑。傅子庚背上插的罪名标牌是“反革命逃跑犯”，另一位的是“反革命重新犯罪”。我从未听过“反革命逃跑犯”的罪名。从那军人宣读的判词我才知道，傅子庚被指控三次越狱潜逃，并且在监房内“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共产党。另一位被指控为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一次看到如此熟悉的人被死刑，而且罪名主要与思想言论有关，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怖。看得出来，对傅子庚判死刑是特别针对劳改队那段时期频繁的逃跑事件。特别是大部份犯人从外湖回来后，三大队的围墙里脚镣声不断，那都是逃跑失败被抓回来的犯人的脚镣响声。有位老犯人告诉我，当时三中队就有十个犯人“在逃”，他们是成功的逃跑者。傅子庚那天脸色灰白，看得出，他也被这一反常规的判词吓得魂不附体了。文革前从未听说只因逃跑而被加刑的。一般逃跑被抓回来的人只是补足刑期而已，只有在逃出去后重新作案的才会经过法院加刑。
那次宣判大会后，我被分到强劳力组。这个组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到那个组的第二天早上出工前，稽队长把一位犯人叫出队列，他阴沉着脸，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跪下！”那个犯人争辩道：“我没犯事呀！”稽队长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