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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
东风广场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当局宣判犯人和组织集会的地方。那次宣判大会，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很多“省无联”敌对政派的人都去参加了。会场大约有五万多人。我们三十几个被判刑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跪在会场前的一个大台前面，两个军人用手按着一个犯人的头，稍有动弹，军人的枪托，脚就朝我们头上、身上飞来。我听到对自己的宣判词，除了指陈我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外，竟指陈“其父于一九五九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杀’”作为我从来就仇恨共产党的证据。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信任，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歧视、迫害，没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会。刘凤祥的判词指陈他插手“省无联”，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宣判大会后，我们被军人押解着分乘几辆卡车在长沙全城“游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对“省无联”充满着同情，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在为我叹息“真年轻”，“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几个我过去的同学一直跟着汽车走遍长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回到二十三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盘算怎样在劳改队越狱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里，我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刘凤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对我的打算。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击时，我的反应与你一样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对于政治犯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你跑出监狱或满了刑，你的处境一点也不会变好。就像我们三年劳教刑期满了一样，政治迫害和歧视一点也不会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深思熟虑的话语不紧不慢地从他那厚厚的嘴唇出来，那沉闷的音调本身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顿一顿，继续道，“你这种反应也许反映了你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绝望。你知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动人场面吗？好多知识分子发狂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批斯大林运动，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着策划逃跑了。”
从那天晚上，我对刘凤祥有了一种崇敬，我从心底里爱他。那天我从他口里知道了与他的判词有关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确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们认为“省无联”是政治倾向与他们最接近的政治组织，于是决定支持“省无联”。他曾与“省无联”的头头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判刑中的煽动“上山为匪”）。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他还让右派朋友们把彭德怀一九五九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天夜里，我们互相都觉得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深谈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刘凤祥从反右运动开始，用他沉着的男低音向我和盘托出他的政见。“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悲剧起源于一九五七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苏联的反斯大林运动揭露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鲁晓夫发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的冤案，而且在苏联搞了个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希望能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作为国际共运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运动，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毛泽东为发动这个运动作了一个内部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公开发表的文本与最初的内部报告强调的重点完全相反，内容根本不同。听过毛泽东这个报告录音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的重点是提倡社会主义民主，企图试一试某种‘自由化’的政策，以此来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毛泽东的初始意图的确是真诚的，并不象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放长线钓大鱼’。但他在发起这个大鸣大放运动时错误地估计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形势和民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使国内出现了安全和繁荣的景象，到处是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治国的方式，对肃反等运动中侵犯人权，对共产党用官僚制度管理学校都很不满。不过这些不满在共产党的强权的压制下没有机会发泄。而毛泽东却以为全国人民是真心拥护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这种新制度，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是建立在一个血腥镇压的暴力基础上。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毛泽东真正想让知识分子来批判共产党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讨论。据说毛泽东决定发起这个运动时，赫鲁晓夫就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让知识分子自由批评政治一定会出乱子的。毛泽东不听他的劝告，还是搞了大鸣大放。结果不出赫鲁晓夫所料，大鸣大放开始不久，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根本不是真正拥护他，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这时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准备进行镇压。那时赫鲁晓夫又表示过反对，认为既然已经放开让人鸣放，就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压制。毛泽东又没有理睬赫鲁晓夫的意见，来了个反右派运动。这个运动使人们再也不敢讲不同意见，这就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局面，对一些极其荒谬的事，大家都指鹿为马。像《皇帝的新装》中一样，明明看见皇帝光着屁股，众人却连声称赞皇帝的华丽新装。”刘凤祥用一种自信的口气像批评一个劣迹的小孩一样批判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怀疑的毛泽东。他的态度，更是他的语气，如此动听，我被他深深感动了。他娓娓继续道：“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已经表面化，彭德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书毛泽东，举了很多具体的调查材料，希望毛泽东能认识大跃进的错误，结果反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这就使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溃。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承认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时过去曾经积极支持过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倒向赞同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口头上虽已认错，实际上却对刘少奇等人的倒戈怀恨在心，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被动局面。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搞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和社教运动，都是企图削弱和打击在毛彭之争中倒戈和右倾的刘少奇、邓小平。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夜已深，众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刘凤祥坐在床上墙角，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我像在黑夜里看见了光明，聚精会神地听他。在周围充满着无知的政治狂热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极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危及每个中国人的安全的时代，刘凤祥的这段历史真使我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我体会到为什么右派朋友们在称呼他时都故意把“断手”发成“舵手”，特别是他的很多观点与我和程德明的讨论不谋而合，更使人有种人心所向的信心。我与宋绍文、毕建、张家政已没有什么政治话题可谈。他们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风云人物，但与刘凤祥比较，他们只是糊糊涂涂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并不懂文革这场变动为什么发生。他们都在忙于准备去劳改队的行装。只有张家政将去监狱，因为他的刑期超过了十五年，这是去劳改队的最长年限。他们看去已完全失去了政治灵魂，变得麻木不仁。另外一件大家都关注的事是临去劳改队之前与家人的一次见面。我们被关押都已近两年，两年来被禁止与家人见面，但在被判刑后，有一次机会与家人见面。宋绍文的老母将来看他，他再三嘱咐母亲给他带一只做好的熟鸡来吃。两年的拘留已使他从一个有大肚子的胖子变成一个瘦得眼睛陷进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剧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参加造反派要求当局给他平反，最后卷入“省无联”。他母亲来的那天带来了一锅鸡，但被徐络腮拒绝，宋绍文只能看着她把一锅香喷喷的鸡又带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亲告诉他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他的美丽的爱妻梁契已提出与他离婚，并将他一辈子的上万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长沙文艺界演员中有名的美女，毛泽东来长沙时都专门要她陪舞。宋绍文造反时，梁契一直与他在一起。这次宋绍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终于与他反目。他觉得离婚可以理解，但将他的存款全部占有，却使他大感意外。那个时期，社会是不会保护“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的。政府不但鼓励反革命分子的配偶与之离婚，而且鼓励家属、子女从政治经济上与反革命“划清界限”。每天家属见面都有一些类似的伤心事，不少人红着眼圈，流着泪回到号子里。
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能来看我。刘凤祥知道我父亲，他支持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对大跃进的批评。我告诉他，我在文化革命中与父母的政治观点不相同。我在六七年初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冲击共产党官僚时亲自经历了市民对省委官僚的冲击。我发觉市民对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党官僚的不满是由于文革前他们对平民的压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对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们却造了父母的反。我曾经向她了解她对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对造反的支持，一点也不同情我父母的处境。那天我和刘凤祥坐在他的床角一边下棋一边谈着我的父母。他用一种武断的口气说：“儿子绝不会真正反对父亲的。”我问他“这是你对中国人父子关系的看法，还是适用于全世界？”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注视我说：“问题是你父亲的政治观点是对的，你参加造反也是对的，微妙就在这儿。”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释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及平民之间的冲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