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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实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积极为农民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建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 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积极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因地制宜一一修治，并派国子监生和有专长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间统计开塘４０９８７处。
此外，朱元璋还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
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之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洪武三十年间，共计赏赐民间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不计其数。
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 所在人民必知其详。 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 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 以凭保全。？？民间若不亲发其奸顽，明朕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合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当然，农民的处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农民的负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因为代表政府意志的里甲长乃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 ：“民间（氵丽）派包荒诡奇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氵丽）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量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以此靠损小民 。”加上朱元璋认为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尹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 。”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种特权。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亦有差役优免。这些优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能取消，也只能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头上去。官僚贵族越多，士大夫越多，农民的负担就越重。农民兄弟起义之初意图实现的经济政治平等的目标，算是彻底失败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阶级，他要维护的仍是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君臣关系和伦理道德，他所代表的只是新贵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权益。他告诫子民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 。” 不然，“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
五 网罗特务 严密监视人自危
重用特务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监视控制危险分子，监听臣属幕僚的言行举止，发现纠举子民的危险倾向，这是朱元璋政治的一大特色。由检校而锦衣卫，特务网络遍布全国，特务组织日益完善，特务活动异常活跃。
检校是早在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一般由文官担任。最著名的头目有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宁、凌说一起专门告发别人隐私。兵马指挥丁光眼巡卫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杨宁曾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 ：“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作主，如有差失，罪只归你 。”后来杨宁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人充军，杨宁因之得宠，历升至中书左丞。元璋有意令他做宰相，杨宁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在朱元璋面前大肆抵毁宰相李善长。由此得罪京中淮官，淮人合力反攻杨宁 ：“排陷大臣，放肆为奸 。”杨宁终以告讦被诛。其他几个头目也都先后被杀。
也有亲卫军官作检校的。如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朱元璋占领袁州后，查看果然不错。又如心腹亲随毛骧和耿忠。毛骧从官军千户积功到都督佥事，掌管锦衣卫，提典诏狱；耿忠奉派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和民间疾苦，积官到锦衣卫大同指挥史。但均不得善终。
也有和尚被选拔作检校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作了官，充作皇帝耳目，报告外间私人行止。后来又对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等人大肆诽谤，无恶不作。
甚至对乡村里甲也被赋予巡检的权利。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 ”，“知丁” 就是监视的意思。对于邻里乡亲的出入远行必须随时掌握和报告，若发现图谋不轨者，必致邻里连坐。用法律手段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朱元璋曾派人去察听将官家庭活动，报告说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等人妻子敬奉西僧，行“金天敬”法。元璋大怒，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傅友德出征赐宴，派叶国珍作陪，拨与朝妓十余人。正在欢宴时，被内官看到，添油加醋报告朱元璋说是有伤风化。朱元璋一怒之下，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叶国珍愤愤不平 ：“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 ？”朱元璋回说 ：“正为你不分贵贱，才这样对你 。”一顿鞭笞，把叶发配瓜州作了农夫。宋濂性格最为诚谨，有一天请客喝酒，被皇帝派人探知。第二天，朱元璋当面发问：昨天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备了什么菜？宋濂一一据实以对。朱元璋笑笑说 ：“全对，没有骗我 。”唬得宋濂魂飞魄散。吴琳以吏部尚书告老还乡，元璋派人察看，远远见一农人坐在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 ：“此地有吴尚书这人否 ？” 农人叉手而答 ：“琳便是 。”使者如实回复，元璋大喜。又如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巾，只有礼部例外；各衙门都有门额，只有兵部没有。原来这都是锦衣卫干的事。
在各衙门都有锦衣卫暗中侦察，一天礼部皂隶睡午觉，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无人守夜，被锦衣卫抬走了门额。当事人发觉后又不敢作声，也就作了典故。
有时朱元璋自己也作这种特务体验。如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说一口江西话，质直朴素。元璋叫他老实罗。一天，忽然想证实一下老实罗是否老实，出其不意一个人跑到罗家，——城外一个小胡同里。只见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几间房子，老实罗正爬在梯子上粉刷墙壁， 一见皇帝老儿来了，不免诚恐惶恐， 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 老大不过意，说 ：“ 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烂房子 ！”即刻赏他城里一所大宅邸。
朱元璋本人对检校并无好感，并喻之为“恶狗”。到洪武十五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清洗需要，特设锦衣卫，把侦伺处刑之权交给武官。锦衣卫前身是吴元年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二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领左右前后中五卫和仪鸾司，掌管侍卫法驾卤薄，十五年始改锦衣卫。
锦衣卫设有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二人，四品佥事三人，五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从五品副千户和六品百户。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执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直驾侍卫只是形式上的职务，巡查缉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凡是“不轨妖言 ”，都在缉捕巡查之列。所谓“不轨”实指政治上的反对派，“妖言” 实指不满现状要求改革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弥勒白莲和明教等。因为朱元璋从红军出身， 当初也喊过“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非常明白宗教教义的号召力，更清楚聚众结社对政权统治的威胁。对于一些并肩百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还有一群出身豪室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的文臣，自己百年之后，忠厚仁义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皇太孙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坐而论道，根本不是驾驭群雄的角色。为了替儿孙斩除荆棘，扫清障碍，朱元璋借用特务机构，有目的有步骤地对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清洗。
到洪武二十年，文武大臣和其他有威胁的人物被杀得差不多了，朱元璋以为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把锦衣卫指挥使也杀了，卸脱了残暴屠杀的责任，表示从此以后要实现法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朱元璋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司法处理，内外刑狱讼事不再经由锦衣卫。但是锦衣卫组织机构并未撤销，在有明王朝的统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六 利剑高悬 整饬吏治肃朝纲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深悉元末弊政：仕进之徒，上至公侯，下至州县簿书小吏，大多贪赃枉法，以致法政不严，最终导致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以为此弊不除，难成善政。
洪武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令，警告自今官吏有犯贪赃罪的严惩不贷。并具体规定只要官吏贪赃达八十贯钱者，就绞首示众，然后剥皮填草，挂于当地衙门大堂上，以示警戒，力儆效尤。新官上任，往往触目惊心，轻易不敢胡作非为。据说，在每个府州县衙门旁边都修了一座庙，专门作为剥皮场所使用。由此可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用法之严厉。洪武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朱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