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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与全面私有化之间等差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激情辩护。
江谴责那些外国批评者曲解了他的思想。他在庆祝建党75周年讲话（主要论述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说：“国外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歪曲事实，宣称中国重新回到了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我们绝不会发动群众运动。”为了证实他与邓的一致性，江指示媒体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报道，包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著作。其中一个主题是，尽管邓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原则，但这些经济特区却是在江的领导下才实现繁荣的。另一个主题则是，邓曾自己承认说没有提前10年开放上海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现在向这座大都市倾斜的政策是正确的。
虽然有些人把江的行动曲解为攫取专制权力，但实际上江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使其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江像其他人一样也只能投一票，而一切问题都由多数票决定。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是一个工作班子。作为领头的，我只有一票，我的权力仅限于此。”
江泽民不懈努力，扩大党的权力，特别是扩大由他的主要助手曾庆红领导的党中央办公厅的权力。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约350人，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曾庆红还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一流学者和院士组成的一流思想库，提供政策咨询并推动江的事业，称赞这些人是“党的助手和战略家”。以同样的精神，江泽民还加强了党内各个“领导小组”的决策权，其中包括外事、宣传以及财经领导小组。
在战略谋划的同时，江并未忘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的重要性。就在9月下旬的一次党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江泽民对长达1500英里的京九铁路沿线7个贫困省份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贫困问题，江访问了多个农民家庭并与当地官员交谈，所表现出的同情心使他在政治生涯中广受爱戴。他说：“解决农民的住房吃饭问题影响着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平衡和稳定。”
在党的全会之前下去视察是江最喜欢采用的方式。这样他可以带着最贴近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参加高层会议。
在视察过程中，江还沿途访问革命老区，包括在传奇的长征途中那些疲惫的红军战士曾歇过脚的偏远山村。当年秋天，他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称长征为“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利用这一历史场景号召“将传统的革命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江把扶贫行动与焕发革命热情联系起来，给他的“讲政治”运动加入了务实的成分。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5节 建设精神文明
10月初，党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江“建设精神文明”的构想，又一次加强了江泽民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地位。中国的这一新议程被正式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它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以及“进步的道德观”的重要性，其根基是“江泽民思想”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江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西方媒体担心他会重返共产主义正统，但江勇于将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科技发达和高度文明的中国，以此来振兴社会，而不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绝非重返过去频繁的群众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在反其道而行之。
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把江的“精神文明”称为“迈向建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平台的积极尝试”，认为这将推动而不是阻滞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国有企业中进行必不可少但同时又高度敏感的改革。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称，从个人角度看，精神文明的法规化“有助于江泽民确立其在共产党内的哲学领袖的地位”。
1996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5名青年知识分子撰写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称中国已到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书中认为，“‘自由世界’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正在形成。”据称，这个战略阴谋以美国为首，通过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版权保护政策和台湾政策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作者们，包括一位诗人、一位教授和两位记者，指控美国蓄意通过美化暴力和个人主义的电影侵蚀中国的文化。其言外之意，中国政府过于天真，过于通融，过于倾心经济增长而无力应对美国的威胁。这反映了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
几乎与此同时，江泽民和克林顿宣布他们有意在1997年和1998年彼此进行国事访问。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似乎双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
在中国周边，江于11月对南亚进行友好访问。在菲律宾，他同意“搁置”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共同开发。江喜好演唱一如既往，虽演技平平，但性情可人，在菲律宾总统的游艇上举行的晚会中，他跳了“恰恰”舞，还与拉莫斯总统表演二重唱《温柔地爱我》。那些对江的政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如今至少知道这位中国领导人喜爱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曲了。
他在印度的停留使他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印度人民为之“着迷”。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这两个邻国（也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这一争端曾在1962年导致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江引用了一首著名的中国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巴基斯坦这一中国的传统伙伴国家，江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敦促南亚所有国家“暂时搁置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发展和合作”。他能够在同一次出访中兼访巴基斯坦和印度，使中国的重要性和江的个人信誉得到证明，这次访问被称为“多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进行的最成功的外交斡旋之一”。在国内，人们称赞江巩固了中国“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一看法也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一条更大的新闻是相距仅6个月的香港回归。12月，江泽民会见了新近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的航运巨头董建华。董的任命并不是秘密：当江在1年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单独与他握手时，他就已经成为行政长官这一职位最主要的候选人。
香港各界对董反映不一。商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出北京把香港看作是“经济旗舰”。而“民主派”则相对谨慎。虽然董在30年前已经是香港居民，但他究竟会向谁效忠尚不清楚。1986年，董的企业曾接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度过了难关。
江泽民对董建华说：“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历代总督都由英国王室任命，从来没有咨询过港人的意见。你将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行政长官……”
江继续说：“‘一国两制’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我们决不会去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
12月，江泽民对3000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就艺术和文学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力求在学术自由的愿望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担心意见分歧可能引起混乱；作为一名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他深知伟大的艺术不应该受到束缚；作为一名爱国者，他对中国文化可能被来自西方的影响所围困感到震惊。
江对听众们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他警告说要提防“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求党组织“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江努力调和创造力和稳定性之间天然的矛盾，他说：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江在上海时结识的中国伟大的小说家巴金，也是他的老友之一。国家主席又一次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舞台与著名歌手同唱一首歌。
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江泽民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而且做出了巨大努力来改善中国社会的限制性政策。不管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江泽民在中国建设“精神文明”是他内在修养深厚积淀的结果。
在事情涉及西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时，江的内心要坚定得多。他说：“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
他总结说：“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西方的影响。1996年，政府禁止了4000个产品和公司的名称，因为它们“洋味十足”。尽管财政正在紧缩，他还是批准拨款1200万美元建造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随着1996年过去，江泽民已在展望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希望在下一年中取得卓著的成就，但从未料想到它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年份之一。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第46节 香港回归
1993年1月22日，江泽民和温家宝（左）、曾庆红（中）在北京附近窦店村农户家中包饺子，庆贺新春佳节。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
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纪念仪式，并为香港庞大的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剪彩。他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失望。他对在场的当地领导和大陆来的官员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壮举。”江强调，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而坚决地履行了“一国两制”原则，实现了“港人治港”。路透社在当年春天的报道证明这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说：“对于中国在最近的后过渡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英国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他们认为北京遵守了协议中不干预该地区事务的条文。”维持香港的自治一直是江主席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维持香港的繁荣比试图控制它获益更多。
在其行程中，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在一个老年中心，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老年人谈论玩麻将的技巧；而在购物中心，他则用广东话同周围欢迎他的人群打招呼。人们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同他握手。江俏皮地用广东话说：“我想同你们每一个人都握握手，但是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