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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强学习以跟上形势。”
随后，江信步来到图书馆并和中文系的学生进行了交谈。他当众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当江和大家告别时，他对学生说：“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漂亮的学校。我真希望能到这儿来学习。”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年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
“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12月，江泽民决定让政治局委员听法律讲座，特别是有关国际贸易和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方面的法律问题。演讲者是上海的著名教授曹建明。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像是上法学院的第一天（也只有在这里，教授会比学生更紧张）。安排课程的是曾庆红，他陪同曹来到江主席的正式会议室，那里铺着红地毯，是传说中为全国制定政策的中心。他们绕过配有32张座椅的、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时，曾庆红鼓励曹建明说：“随便讲，大胆讲，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学生。”
首先发言的是江泽民，他先介绍了曹建明，然后发布了坚定的指示：每个人都必须懂法，相信法，守法和依法治国。曹作了热烈而精彩的演讲，讲解理论和法规时穿插了真实的案例。他没有回避中国的问题。他说，大规模地窃取知识产权不仅使外国公司十分愤怒，而且还伤害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他又解释说，过高的关税促成走私活动的猖獗。讲到这一点时，江插话问道：“外经贸部的领导来了吗？”看到有一人举手，江说：“你应该仔细听，好好学习这些观念。”
讲座结束后，疲惫的曹花了一点时间收拾他的书和物品。直到江的一个助手悄悄告诉他：“主席在等你。”他这时才注意到江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谢谢你，教授，”江说，“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2月底，江泽民集中精力抓文化工作。他说，弘扬中国的民族艺术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及激发民族精神都是很重要的。他呼吁设立更好的艺术学校和高等学府，更多地关心民间艺术，改善艺术家的生活条件。他还赞美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12月20日，为期1个月的京剧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也是观众之一。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8节 自主角色
1995年“精神文明”
江泽民正在逐渐进入自主角色。元旦那天，400名要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茶话会。会上，江发表了以“精神文明”为题的讲话，强调要协调好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江对理想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追求，并无任何宗教含义。相反，它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日益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和重塑传统价值观念。
在中国动荡的转型时期，“精神文明”还将担负起重树党的威信的重任，并将使江泽民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理论家。“精神文明”这一用语为邓小平在1979年末率先使用，此次江泽民又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概念将决定此后两年的政治议程。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之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北京亟需合作、整合与长远规划。
毛泽东、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他的办法是把有关领导召集到一起，推出新政策，让大家讨论，鼓励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在他和他的下属确信此项建议能被接受和成功执行时，才制定成新的官方政策。
但这一次经济过热十分严重，江泽民下定决心要管一管这些地方大员。在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议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众口一词，痛批地方保护主义。江首先为谈话定调子，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份里“1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插话说：“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1斤。”
这一插曲是“山雨欲来”的预兆。江要求各省报告其1994年的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江泽民点名批评了没能支持中央政府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他说对缺乏诚信者，要免去职务。当晚，江让他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要求地方“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江和朱还与每一位省长进行了单独谈话。他们要求这些人表态拥护中央及其经济紧缩政策，但省长们却要各自去面对如何处理地方的反应这一难题。然而总体来说，这种会议大多是和风细雨的，它成为江泽民一直坚持的领导方式。
对于新闻媒体，江就不那么含蓄了。当年年初下达了一份名为《关于新闻管理的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国外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媒体应否报道的内容提出了“二十点指示”。根据江的指示，不应报道的内容包括各种“负面现象”，应该报道的内容自然包括反映“团结和稳定”的报道，他认为这种报道对塑造“新时期”的公众舆论至关重要。
春节期间，江提出了将在未来几年中决定对台政策的“八项主张”。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既承诺了保持经济繁荣，又威胁不放弃采取军事行动。
江说：“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
他接着向听众保证：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
他承诺，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台湾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不会受到影响，岛内将享有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并独立管理其党、政、军系统。江还称大陆不派军队或行政人员驻台，而台湾人还将被允许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尤其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容违背和无法通融的。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借机利用台海日趋紧张的局势。其中一本还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可能使用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详细预测。有人将该书送江时，江不表态。他说：“台湾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我一本都没有读过。”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计划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存在呢？”
江泽民的反腐行动导致了舆论的分歧。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对有些人来说，这条消息意味着江泽民对于打击腐败是动真格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周的被捕其实是中央政府控制有独立倾向的企业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为了惩治腐败。
在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江的日常生活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内容。他说：“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汉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
江泽民说他读书时曾学过游泳，但没学会。“文革”时他才有了这样的机会：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他有了很多时间在武汉的东湖练习游泳。江说，现在游泳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他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9节 “腐败斗士”
3月下旬，江总书记视察江西省，在那里他专程赶往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骨灰安放地。此行中，胡的遗孀请求江为她丈夫立一块纪念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江当即同意。江说，胡耀邦生活俭朴，两袖清风——这表明他的无私。
4月10日，陈云去世，象征着老一辈领导人逐渐淡出。一些人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稳固，而实际上，由于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日趋强大，那些改革已毋庸置疑了。
就在同一个星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在京郊偏远山区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王宝森曾指示一家银行为某私营电信公司贷款10亿元（约1。2亿美元），死前正接受审查。
新华社只在英语节目中播报了这令人不安的新闻。除此以外，国内没有报道这一事件，这使人们纷纷推测其中必有重大丑闻。有传言说，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同伙都卷入了王宝森的违法活动——王被称为“陈的钱袋子”。
关于陈及其亲信的贪婪和傲慢的传闻在北京比比皆是。他们腐败至极，收取贿赂肆无忌惮。“疏通关系”明码标价，审批同意要价更高。为支持申办2000年奥运会而筹集的资金不翼而飞；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将利润最丰的项目交给了其兄弟开办的公司；甚至出租汽车司机也说，北京的市政资金被用来包养情妇和妓女。
恶事终有了结之日。一桩发生在遥远的无锡、涉案金额达3。8亿美元的集资丑闻经查证与陈希同“帝国”的组成部分——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有关。反腐人员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非法集资骗局。1994年，他们在收集到确凿证据后开始收网。因案件涉及陈希同且存在重大腐败问题，曾庆红开始亲自坐镇调查。
陈在倒台前也作过一番挣扎。王宝森自杀后，他曾大谈反腐败。陈说“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并将这个副市长的罪行归咎于“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95年4月底，陈希同被免职。1997年，他因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被判处12年监禁，他的名字成为腐败的同义词。“希同”在中文里和“系统”是同音词——而“陈系统”正代表了江试图铲除的那一类明目张胆的腐败官员。
陈的倒台自属罪有应得，但从中可窥见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为此他和曾庆红想方设法获得了每一位相关领导人的同意，从党内7位元老到政治局的同事李鹏和乔石，以及身体欠佳的邓小平的家人。尉健行全面负责调查腐败问题，并成为取代陈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首要人选。
在北京，几乎没有人同情陈希同，奢靡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别墅、游泳池、情妇、看家犬和挥霍无度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