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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他不喜欢跟人接触。这幢大厦里的几个副总裁一年也只见他一次。既然公司在他不过问的情况下也经营得如此成功，那么他们今后的生计应该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对精神病医生扎代尔、弗劳尔和泰森来说，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不好过。你们刚才还宣布他神智很健全，可几分钟后他就跳了楼。
然而，即使是疯子也会有清醒期——他们在人群中哆嗦着，不停地念叨着这个法学术语。就一个精神病人而言，只要他有片刻的清醒期，他的签字就依然能使遗嘱生效。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谢天谢地，一切都有录像为证。老特罗伊刚才的反应非常敏锐。他的神智完全正常。
对律师们来说，惊吓很快消除了，而且也没有哀伤。他们毫无表情地站在委托人的身边，注视着眼前惨兮兮的局面。这笔酬金不是个小数。
救护车开上来，停在特罗伊的身边。斯塔福德跨过路障，对保安耳语了几句。
特罗伊很快就被抬上担架运走了。
22年前，为了逃避纽约地方税，特罗伊·费伦把他的公司总部迁到北弗吉尼亚。他花了4000万美元建造了这幢大厦以及周围的设施，另外，居住在弗吉尼亚给他节约了许多倍的资金。他是在一场难缠的诉讼案中遇到乔希·斯塔福德的，当时，斯塔福德是联邦地方法院一个崭露头角的律师。那一回，特罗伊是输家，斯塔福德是赢家。特罗伊十分欣赏对方的办事风格和锲而不舍的韧劲，于是就雇用了他。在过去的10年中，斯塔福德靠为特罗伊工作而挣的钱使自己的事务所扩大了一倍，而且还成了富翁。
在费伦先生最后的几年里，最接近他的人就数乔希·斯塔福德了。他和德班这会儿回到了14层的会议厅，锁上门。他们叫斯尼德去休息，把他支开了。
在摄像机的镜头面前，斯塔福德打开信封，取出了三张黄色信纸。第一张是特罗伊写给他的信。他对着镜头说：“这封信写于今天，1996年12月9日，星期六。信是手写的，由特罗伊·费伦写给我本人。一共有五段文字。我将一字不漏地宣读如下：
亲爱的乔希：此刻我已经死了。我写有旨意如下，戍要你严格地遵照执行。如有必要可进行诉讼，但我的旨意必须严格地予以执行。
第一，我要求尽快验尸，其理由将会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不举行葬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仪式。尸体火化，骨灰从空中撒在怀俄明州的牧场。
第三，我的遗嘱在1997年1月15日之前不予公开。法律上并没有要求立即公开遗嘱的条文。因此，我要你坐等一个月。
再见。特罗伊。
斯塔福德慢慢地将第一张信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拿起第二张纸、他审视了一会儿，然后对着镜头说：“这是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文件。是特罗伊·费伦的最终遗嘱。我全文宣读如下：
斯塔福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他不由得停顿了片刻，然后继续往下念：
“我委托我所信任的律师乔希·斯塔福德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并授予他一切必要的便宜行事权力。
“这份文件将作为我的手写遗嘱。文件的每一个字都由我亲笔书写，我在此签字。
“特罗伊·上·费伦。1996年12月9日下午3时整。”
斯塔福德把信纸放在桌上，对着摄像机眨了眨眼睛：他需要去大厦外面走一圈，或许吸上几口凛冽的空气。但他坚持住了：他拿起第二张信纸：
“这也是写给我的。我念一下：‘乔希，雷切尔·莱恩是位于巴西和玻利维亚边境上的一个世界部落传教团的传教士，她目前在一个遥远的印第安部落工作，这个印第安部落在潘特纳尔【注】。离它最近的一个镇叫科伦巴。我没法找到她，我有20年没有跟她联系了。特罗伊·费伦’”
【注】潘特纳尔，巴西西南部的泛滥平原——塔界注
德班关掉摄像机，围着桌子转悠了两圈；斯塔福德在反复地读信。
“你以前知道他有一个私生女吗？”
斯塔福德心不在焉地凝视着墙壁：“不知道。我为特罗伊起草过11份遗嘱，他从未提到过她。”
“我想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
斯塔福德不止一次地说过，特罗伊·费伦已经不会让他感到惊讶了。他无沦在生意场还是在私生活上一向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经常惹出是非来。斯塔福德老跟在他后面替他救火，光花在这上面的钱就有好几百万。
但这次他还是震惊了，他刚刚目击了一次戏剧性的自杀场面：一个身陷轮椅的老人竟会一跃而起，冲向平台。现在，他手里又拿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几段匆忙写成的文字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馈赠给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女继承人，而他事先从未提起过这个意图：遗产税将高得令人咋舌。
“蒂普，我需要喝一杯。”他说。
“还有点嫌早。”
他们来到隔壁费伦先生的办公室，发现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上锁。秘书和其他在14楼工作的人此刻仍在楼下。
他们反身关上门，匆匆穿过一排排办公抽屉和文件柜。特罗伊料到他们会来。要不然，他私人的地方总是上锁的。他料到乔希会马上就去他的办公室。在他书桌中间的一只抽屉里，他们发现了一份五个星期前与亚历山德里亚火葬场签定的合同。合同下面是一份有关世界部落传教团的资料。
他们收集了可以带走的东西，然后找到斯尼德，让他把办公室的门锁上。
“遗嘱上是怎么写的，最后的那一份？”斯尼德问。他脸色苍自，眼睛虚肿。费伦先生不可能不留给他什么就一走了之的，他毕竟忠心耿耿地为他当了30年的仆人。
“还不能说。”斯塔福德回答说，“我明天来开列清单。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当然。”斯尼德轻声说，接着又哭泣起来。
斯塔福德和德班同一个前来例行公事的警察又呆了半个小时：他们指给他看特罗伊翻过栏杆的地方，向他提供了证人的名字，简要地提了提最后的信件和最后的遗嘱。显而易见，这是自杀：他们答应出具一份验尸报告。于是，警察在离开大厦之前就结了案。
他们随后赶到验尸所，为尸体解剖做了安排。
“为什么要解剖尸体？”他们在等报告时德班低声问。
“为了证明他体内没有毒品，没有酒精，没有任何会妨碍他判断力的东西。他想得很周到。”
当他们最后坐在离他们办公室两个街区远、就在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饭店的酒吧时，时间已经快六点了。一杯烈酒下肚之后，斯塔福德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想得太周到了，嗯？”
“他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德班若有所思地说。惊吓慢慢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眼前的现实。
“你是说，他生前是。”
“不，他没死。特罗伊仍在操纵一切。”
“你能想像那些白痴下个月要花的那笔钱吗？”
“现在不告诉他们好像是一种犯罪。”
“我们不能告诉他们。我们有委托人的命令。”
由于他们的委托人彼此之间很少接触，因此这次会议对律师们来说是个很难得的合作机会。房间里最自以为是的人物是哈克·格蒂斯，一个吵吵嚷嚷的律师，担任雷克斯·费伦的代理人已经有好几年了。哈克一回到他在马萨诸塞大街的办公室后就坚持要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当老特罗伊被抬上救护车时，他已经悄悄地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上了和利比盖尔的律师。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其他的律师也无法提出异议。5点过后，他们同弗劳尔、扎代尔和泰森一起来到哈克的办公室。在那儿等着的还有一位法庭记者和两台摄像机。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特罗伊的自杀使他们都很紧张。他们逐个地提问了精神病医生，详尽地询问了他们对跳楼前的费伦先生的观察结果。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费伦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神智健全，完全有立遗嘱的能力。他们谨慎地强调说，自杀并不一定是神智不正常人的行为。
当所有的律师——一共有13位——把一切要问的问题都问遍后，格蒂斯宣布会议结束。这时已快8点了。
第四章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特罗伊·费伦在美国最富有的人中列第10位，他的死是颇具新闻价值的，而他所选择的死法更使这一事件具有轰动效应、
在莉莲位于福尔斯彻奇的宅第外面聚集了一群记者。他们在等这个家庭的发言人出来发布消息。他们把进进出出的朋友和邻居都摄入镜头，并不时间一些诸如这家人正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
宅第内，费伦四个最大的子女携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在接受亲戚朋友的吊唁。客人在场时，气氛就显得忧郁些。客人一走，氛围顿时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在特罗伊的孙辈——一共有14个——面前，TJ、雷克斯、利比盖尔以及露丝不得不抑制他们喜悦的心情。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屋子里有许多上好的葡萄酒和香槟。老特罗伊不想让他们悲伤，难道不是吗？孙辈中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酒喝得比他们的父母还要多。
房间里的一台电视机一直在播放有线新闻网的节目，每隔半小时他们便能收看到有关特罗伊戏剧性死亡的最新报道。一个金融记者就费伦那笔巨额财富拼凑了一档10分钟的节目，屋内的每个人都露出了微笑。
莉莲紧绷着脸，居然将一个悲伤寡妇的角色演得非常逼真可信。明天她就要处理后事了。
哈克·格蒂斯是10点左右到的，他对他们解释说，他见过乔希·斯塔福德了。不举行葬礼，也不举行任何仪式；尸体解剖后火化，然后把骨灰撒掉。这些都是写在遗嘱里的。斯塔福德愿意随时上法庭以保护委托人的意愿。
莉莲并不在乎他们怎样处理特罗伊，也不关心他们怎样对待她的子女。可他们表面上要表示出不满，必须和格蒂斯争论一番。
不给一些小费就打发他走总有些不合适。利比盖尔甚至还挤出了一滴眼泪，发出几声哀号。
“我不会为此事去争的。”格蒂斯神情严肃地说，“费伦先生死前把这个写进了遗嘱，法庭会尊重他的意愿的。”
他们很快改变了立场。把大量时间和大笔金钱花在打官司上也太不值得了。延长治丧期也毫无意义。干吗要把事情搞糟呢？ 反正特罗伊总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任何事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乔希·斯塔福德不是一个好缠的人。
“我们会尊重他的意愿的。”莉莲说，四个孩子在她身后沮丧地点了点头。
他们没有提遗嘱的事，也没问什么时候能见到它，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他们的嘴边。再保持几个小时适度的矜持，然后就可以谈及正事了。既然不要守灵、不举行葬礼和其他的仪式，他们或许明天就能凑在一起讨论遗产的问题了。
“为什么要解剖遗体？”雷克斯问。
“我不清楚。”格蒂斯回答说，“斯塔福德说这是写在遗嘱里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格蒂斯走了，他们又喝了几杯。不会再有客人来访了，于是莉莲上了床。利比盖尔和玛丽·露丝也带着她们的家人打道回府。
TJ和雷克斯来到一楼的台球房，锁上门，将手里的葡萄酒换成了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