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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着。
我对他们个个了如指掌。我在看他们表演。
斯尼德从我房间后面走出来。他跟着我已经快30年了；他是个身材矮胖、相貌平平的男人，穿一件白色西装背心，他脾气温顺，总是谦卑地哈着腰，像是在跟国王叩头。斯尼德走到我面前，两手像往常一样交叠在腹部，头微微侧向一边，满脸笑容地问道：“先生，你好！”那种故作轻快的语调还是他许多年前在我们逗留爱尔兰期间学会的。
我没吱声，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斯尼德。
“要咖啡吗，先生？”
“午饭。”
斯尼德眨巴眨巴眼睛，腰弯得更低了，接着便蹒跚地步出房间，裤子的翻边拖着地板。我死后他也想暴富，我想他和其他一样，也在数着日子。
有钱人的麻烦就在于每个人都想从你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只要小小的一份。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区区100万算得了什么？
给我100万，老家伙，你只是拔根毛而已。筹给我一笔款子，然后我们俩就将这事忘了。把我的名字塞进你的遗嘱里，那儿有的是地方！
斯尼德极爱打听，几年前我发现过他在翻我的书桌，我想准是在找当时的那份遗嘱：他盼着我死，因为他指望能得到几百万的遗产，
他凭什么想得到我的钱？我几年前就该解雇了他！我在新的遗嘱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把一只托盘放在我面前：一包没有开封的里兹牌饼干；一小瓶蜂蜜，瓶口周围有塑料的封口带；一罐12盎司保持在室温的鲜果汁。这份食谱稍有改变，斯尼德就会当场遭解雇。我让他出去，然后把饼干浸在蜂蜜里，我的最后一顿午餐！
第二章
我坐在那里，透过彩色的玻璃幕墙向外凝望着：天气晴朗的话，我能看见六里之外的华盛顿纪念碑的碑顶，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气有点阴凉，风很大，还有厚厚的云层。这种天气对死亡倒是挺合适的：树枝上被风吹落的最后几片叶子飘落在下面的停车场上。
我为什么要担心痛苦？受点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远不止这些。
我按了一下按钮，斯尼德出现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轮椅推出房间，沿着大理石的门廊来到大厅，进入了另一扇门：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
我已经让那些精神病医生等了两个多小时。
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我朝尼古莱特点点头，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书，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女孩。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也许会成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只有最后的几分钟了。
一大帮家伙在那儿等——成群的律师和几个要测试我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专家。他们全挤在会议厅那张长桌的周围。我一进去，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我，斯尼德把轮椅推到桌子边上，紧挨着我的律师斯塔福德。
一台台摄像机对着各个角度，摄像师们手忙脚乱地在调整焦距：每一个耳语，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会被记录在案，因为它们牵涉到的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在我签署的最后的遗嘱里，我留给我子女的份额很少。和往常一样，遗嘱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这份遗嘱扔进粉碎机。
我坐在这里是要向所有的人证明，我的脑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遗嘱。只要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那么。我怎样处置这笔财产就不容别人再说三道四了。
我对面坐着三个精神病专家——他们分别受雇于三个家庭。他们面前都放有一张名卡，上面印着他们的名字——扎代尔医生，弗劳尔医生，泰森医生。我在仔细观察他们的眼睛和脸。要证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们交流。
他们指望我神经错乱，可我准备把他们当做午餐吞下肚里去。
这场闹剧由斯塔福德来主持，等每个人都入了座，摄像机的镜头也对准目标后，他说：“我是乔希·斯塔福德，特罗伊·费伦先生的律师。我右边这位就是费伦先生。”
我先同那几个精神病专家较量：我的目光渐次落在他们的脸上，直逼视得他们个个将眼睛闪避开去，三个人全都穿着黑色西装、扎代尔和弗劳尔长着毛茸茸的胡子。泰森打着蝶形领结，看上去不到30岁，三个家庭都有权雇用他们想要的医生。
斯塔福德继续说道：“这次会议将由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对费伦先生是否具有立遗嘱能力做出鉴定。如果专家小组认定费伦先生神智健全，他将签署一份新的遗嘱，遗嘱将写明他死后所有财产的分配。”
斯塔福德用铅笔敲打着他面前那份有一英寸厚的遗嘱文本。我肯定。所有的摄像机此刻都推出遗嘱的特写镜头，这份遗嘱将抽紧这幢大厦里我那些子女和妻子们的每一根神经。
他们没有看过这份遗嘱的内容，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遗嘱属于私人文件，只有等立遗嘱人死后才可以公开：继承者们只能猜测它的内容，我给他们某些暗示，那是我精心制造的假象！
我使他们相信，我的巨额财富将会公平地在子女们中间进行分割，每个前妻都将得到一份丰厚的回报。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能感觉到：他们为此已经祈祷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对债务缠身的他们来说确实是生死枚关的。我面前的这份遗嘱将使他们成为富翁。而且还可以平息所有的争斗。斯塔福德起草了这份文件，并在同他们的律师的会谈中经我允许用粗笔划出了让那些人信以为真的内容。每个子女将得到3亿至5亿不等的数额，另外，每个前妻也将得到5000万：她们在离婚时已经捞足了好处，但不用说她们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分给家庭成员的总额大约是30亿美元，再被政府搜刮去几十个亿，剩下的将捐给慈善事业。
现在你该明白他们今天为什么来这儿了：喜形于色的也有，神情肃然的也有（大部分人是如此），一个个神情专注地盯着显示屏，等待我这个老家伙把这事了结。我敢肯定，他们都关照了精神病专家。“别太为难这个老家伙；我们要他神智清醒！”既然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何必还搞什么精神鉴定呢？可我最后还要愚弄他们一次，而且要做得绝。
请精神病专家做鉴定是我的主意，可我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律师都没有察觉。
第一个问话的是扎代尔：“费伦先生，你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日期、时间和地点吗？”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我把脑袋垂在胸前，像个低能儿似的想了老半天，眼看他们快坐不住了，恨不得说：“行啦，你这个老恶棍，你当然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我轻声说，“星期一，1996年12月9日，地点是我的办公室！”
“时间？”
“大约是下午两点钟。”我说。我没有戴表。
“你的办公室在哪儿？”
“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
弗劳尔凑近话筒：“你能说出孩子们的名字和出生日吗？”
“不能，名字也许还行，但记不得出生日了。”
“好吧，那就请说说名字。”
我一点也不着急，现在还不是露峥嵘的时候。我要让他们心神不宁：“小特罗伊·费伦，雷克斯，利比盖尔，玛朋，露丝，基娜，还有兰博。”我从喉咙里硬挤出这一连串的名字，似乎一提到它们就令我难受。
劳弗尔被允许追问一个问题：“你还有第七个孩子，是吗？”
“是的。”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洛基。”
“他怎么样了？”
“他在一次车祸中丧了命。”我端坐在椅子上，仰起头，锐利的目光从这个医生扫向那个医生，在摄像机前面显得神智十分健全：我敢肯定，我的子女和前妻都在为我感到自豪，他们三五成群地注视着显示屏，捏着他们目前配偶的手，微笑着望望他们那些如饥似渴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老特罗伊在测试中还应付得不错。
我的声音也许低沉了些，有点沙哑。身穿白色丝袍、戴着绿头巾、形容枯槁的我也许看上去像个白痴，但我回答出了他的问题，行了，老家伙，他们在求你。
泰森开始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感到好多了。”
“有传言说你身体里长了个恶性肿瘤。”
谈上正题了，嗯？
“我想今天是精神鉴定。”我对斯塔福德瞟了一眼，他忍不住地笑了笑。但规定允许提任何问题，这不是法庭。
“是精神鉴定，”泰森彬彬有礼地说，“但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明白了。”
“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吗？”
“关于什么的？”
“关于肿瘤。”
“当然。它就长在我的脑子里，有高尔夫球那么大，而且每天都在长，无法动手术，医生说我挨不过二个月。”
我几乎能听到上面开香槟的声音，肿瘤终于被证实了。
“此刻你是否受任何药物、毒品或酒精的影响？”
“没有！”
“你是否拥有任何止痛的药物？”
“还没有。”
又轮到扎代尔提问了：“三个月前，《福布斯》杂志把你的财产净值估计为80个亿。这个估算正确吗？”
“《福布斯》什么时候有过确切的数字？”
“这么说那是不确切的？”
“根据市场的波动，我的财产净值应在100亿至150亿之间。”我说得很慢，每个音都非常清晰，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权威感。没人会怀疑这个数字。
弗劳尔决定追问下去：“费伦先生，你能不能概括地叙述一下你的控股企业的组成情况？”
“我能。”
“愿意说吗？”
“也许吧。”我停顿片刻，故意让他们心神不安。斯塔福德对我明言，不一定要在这儿泄露私人情况。给他们一个笼统的数字就行了。
“费伦集团是一个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它拥有70家企业，其中的几家属于公开招股公司。”
“你拥有费伦集团的多少股份？”
“大约97％。其余的归在一部分雇员的名下。”
泰森加入了盘问。提问很快转入实质性的内容：“费伦先生，你的公司拥有斯宾电脑的股权吗？”
“是的。”我慢吞吞地回答。
“拥有多少股份？”
“80％。”
“斯宾电脑是一家公开招股公司吗？”
“是的。”
泰森摆弄着一叠公文一样的文件，我坐在这里也能看清他手里的是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季度报表，任何一个稍能读写的大学生都能搞到这类玩意儿。
“你是什么时候买下斯宾的？”他问。
“大约四年前。”
“你当时出的是什么价？”
“2O元一股，一共是3亿。”我想回答得更加慢条斯里一些，但就是把持不住。我看穿了泰森的用意，就等着他提下一个问题。
“现在值多少？”他问。
“昨天收盘时是43。5美元。我买下以后它配过两次股，所以我现在的投资约值8亿5000万。”
“8亿5000万美元？”
“完全正确。”
鉴定到此就基本结束了。如果我的智力还能理解昨天的收盘价，那我的对手肯定是会感到满意的。我能看见他们在傻笑，能听见他们在低声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