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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只是可能发生过。但是，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上午９点５７分，这个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最受人热爱、最有才能、最成功及最激动人心的政治领导人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７８岁，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他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才公布。然而，不论是他的诗词、歌曲还是他的遗嘱，都没有被采纳发表过。这些东西只可能向中国的别的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表明，这个生命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被留下来扼杀某些人的利益。
结束语 后记（1）
周恩来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杰出的中产阶级学生，由于偶然的机会而加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后来又花费他毕生的精力执行他的无产阶级同志们所制定的政策，但他又从未向他们的最高权力提出挑战，因为他的心理障碍使他不愿意亲自去领导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
周恩来由于他那精细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不勉强自己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如此，尽管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可能不那么谨慎小心。
但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答案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去寻找。周恩来童年那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正如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麦克唐纳有一次在评论一些已出版的介绍周恩来的书时，曾富于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不能仅仅归因于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必须找到一些别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存在于他早年的生活之中。一旦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周恩来的自我克制能力的根源，……这样，我们也能搞清楚他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
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周恩来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大家庭里，他的父母和他只构成一个更小的单位，这样就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来使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能感到一种最低限度的集体安全。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尽管在大家庭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公社式的保护制度，然而周恩来却令人伤心地遭到遗弃和排斥，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先是被他的生身父亲过继给别人，当时他生下来才几个月；然后，在他懂事之前，他的养父又撒手归天；后来，在他１０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养母又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由于中国家庭单位独有的特点，所以用一种过分自信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来说明这一切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恩来在小时候一定非常想得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父辈人物。我们还可以合情合理地继续猜想，周恩来可能对过去怀有某种怨恨，尤其是对他的生父，他的生父不幸碰巧是他这两对父母中最没有能耐、最不关心他的人，然而这个人又是惟一活下来的并在他成年后干事业时来纠缠他的人。他后来的一些习惯，如过分的爱整洁、节俭、敏感、令人难以置信地热爱工作等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这样，年轻时的周恩来就以一个善于组织别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激进的爱国者的面目出现。他曾说过，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为了革命，应该准备牺牲生命。尽管他作为一个讲信誉的人在中外享有盛誉，但他仍和别的政治家一样，为国家利益而使用策略。例如，他在５０年代声称中国击落的美国飞机驾驶员是间谍。然而，与他的一些同志们比起来，他仍例外地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
这位激进的、充满爱国心的周恩来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最现代、最时髦的信条而从心底里喜欢上它。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起来显得更为突出。卢西恩·派伊教授曾经评论说：“他在国外呆的时间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们在国外呆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
周恩来在中学的时候又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科学。后来，他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学或大学就读。他自然而然地为西方的最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相信对于极度落后的中国来说，只有最好的药方才会起作用。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与西方发生联系。他曾就读于张伯苓博士的南开中学，而这所中学是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开办的；后来，他又在日本、法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生活过。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利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租界来逃避敌人的追捕。这类行动最早开始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期间，他曾躲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所房子里召开学生会议。８年以后，他又使用一个同样亲法的女士在上海法租界的屋子来开展革命密谋活动。同年晚些时候，他还使用鲁茨主教在武汉的住宅作为避难所。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也曾短暂地求助于飘扬在香港的英国旗帜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领地的保护，周恩来的一生也许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周恩来对俄国人的依赖。例如，俄国人曾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他发动南昌起义①。南昌起义是周恩来革命生涯的一个高潮。他以非凡的决断给这次起义打上了他独特的印记。尽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它树立了一个新的模式，为后来最终取得胜利的共产党起义开了一个先例。它也是周恩来长期革命生涯中惟一的一次以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而且他这次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承认。
甚至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那人所周知的拒绝担任中共最高领导的行为就已经开始。在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②上，他听从陈独秀的领导，而不是站在陈独秀的反对者一边，这令他的朋友们非常吃惊。一年以后，他支持李立三上台。又过了一年，也就是１９３０年，他又支持诗人瞿秋白上台，但他拒绝和别人一起谴责李立三。接下来是王明的崛起。１９３１年，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王上台，周则在幕后对党的事务进行事实上的领导。实际上，正如他在３０年代拒绝抑制李立三的过激行动而使他的部下失望一样，在６０年代，同样的事又再次发生，只不过是李立三换成了毛泽东。在后一件事上，他可以用缺乏足够的力量为理由来解释，但前一件事只能解释为他这样对待他的前上级会使他在心理上受不了。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代表。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者的地位都是短命的（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期间，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４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愿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须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１９３５年，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１９３０年底处理富田事件时采取的方式及他在１９３２年宁都会议上扮演的角色，都表明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总是温和的。而且，他还从毛泽东身上找出某些优点来加以赞扬。他从不像毛泽东的一些激烈的批评者那样对毛泽东怀有恶意。因此，毛泽东很有理由感谢周恩来的公正和灵活性，他在很久以后自己也这么说过。
遵义会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战术问题。很显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后来证明比周恩来的常规战术更为实用。但是，一旦周恩来自己掌握了游击战术，或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党面临的局势变得乐观、正常起来时，他完全可以再次抛开毛泽东，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在四川曾有过这样一次机会。当时，长征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张国焘的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阴谋夺权，但最后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另一次机会出现在１９４３至１９４５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当时，王明再次出来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周恩来没有站在他的一边。鉴于张国焘和王明都曾是周恩来的早期合作者，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圈子里总是表现出一副粗鲁不雅的样子，这样的人本来只会引起周恩来那样有教养的人的反感，甚至会令他那样的人感到可笑，但周恩来却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和王明，这只能解释为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培养起对毛泽东的一种忠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伙伴关系之后，周恩来可能就为毛泽东所固有的权威感及他那真正的超凡魅力所征服。
共产党第一次在上海和南昌举行的试验性城市起义后的１０年时间里，周恩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中国农民革命所提出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也认识到它之所以优先于城市革命的原因。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周恩来可能还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补充的，正如别的同志在遵义所看到的，周恩来曾主动放弃最高领导权，在后来的长征中安于毛泽东军事上的副手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不得不对付来自诸如林彪等方面对毛泽东最高权威的挑战。一开始，周恩来就被证明是毛泽东必不可少的支持者。例如，在１９４８年的西柏坡会议上在是否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问题上，他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在１９５７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以及６０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支持毛泽东。在７０年代，他又支持毛泽东反对林彪。周恩来只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他是那么强烈地感到这场运动的不明智，以至于他不同寻常地默默地组织起各方面的反对力量，并以一种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的方式提出他的反对意见。
但他与毛泽东的伙伴关系仍继续存在。现在人们可以从他们这种关系中发现一些不成文的默契。其中之一似乎是这样的：只要周恩来与毛泽东保持一种良好的个人工作关系，他就可以自行处理他与毛泽东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在周恩来告诫党内年轻一代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充满了这方面的记录。他要求他们保持自己的批判能力，不要让毛泽东或毛泽东的神化和形象夺去他们的判断力，对事物的判断只应由他们自己独立完成。一旦毛泽东被抬到某种极受尊崇的地位（这种情况尤以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整风运动及后来的文革为甚），那么周恩来的这些忠告就容易引起误解，他也容易因此被一些人当作敌人来看待。
另一个基本的默契是周恩来可以与主席进行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在委员会里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周恩来绝不会拉帮结派去反对他。周恩来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从没组织过一个正式的属于他自己的小集团，尽管他倒是有一批庞大而松散的追随者。一旦某种特殊的目的需要的话，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和谐地结合起来，据说他１９５８年在武汉就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