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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他不但代表自己，也代表毛泽东和林彪讲话。他说中国“一直希望并一直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以讨论中国台湾的那一部分领土的有关问题。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将在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尼克松同意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地访问中国，为今后总统的访问作准备。
在国内，周恩来与林彪的争吵越来越公开。１９７１年３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据说林彪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困惑不解的总理走出飞机之后，将军递给他那份林彪的电报。据说周恩来把电报拿回去，让人在自己死后交给毛泽东。这个故事大概情况就是如此，至少这种说法在北京流传甚广。
１９７１年夏，毛泽东终于勉强地同意对外与西方实行缓和，对内实行经济非集中化。周恩来受委托与各省对林彪既不喜欢又不信任的将军们建立一个联盟，以支持新政策的实施。
这时，陈伯达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甚至变得更加极端。为此，毛泽东转而把他的这位前秘书完全抛在一边。陈伯达在１９７１年４月被清洗①，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领导的一个小组负责进行的。周恩来让人查清了这个林彪的头号支持者的罪状。在１９７１年的“五一”节的庆典上，形势进一步明朗化。按照礼仪，毛泽东走在最前面，林彪跟在后面——手上挥动着毛主席语录，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周恩来走在第三位，但他不像往常那样与前两个巨人离得那么近，而是拉开三步远的距离，并略微偏在一边。
同时，周恩来以积极的姿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他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开辟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我相信我们这次重新开始的友谊将得到我们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不知所措的运动员们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周恩来又进一步问道：“你们同意我的话吗？”
他们中立即响起一片赞成声，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进行回访。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周恩来知道如何作出姿态使你不能拒绝。”
现在，周恩来又在美国记者和来访的专业人员中间施展起他的全副外交手腕。这是他自１９４６年离开南京后，第一次重操旧业①。６月２１日，他与《纽约时报》的西摩·托平，《每日新闻》的威廉·阿特伍德以及《华尔街日报》的鲍勃·基特共进晚餐。这次晚餐可算是他这类活动的一个代表作。席间，他精彩地为中国的时局和政策进行辩护，并聪明地对美国想当世界警察的念头加以取笑。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年轻时在南京度过的岁月，他说：“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指着客人手中的一个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但周会访问美国吗？
“我敢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他答道。
他在向客人推荐茅台酒时说：“这种酒不上头，尽管你可以用火柴点着它。……实际上，喝了３０年的茅台以后，我现在要戒掉它了。……在精神上，我永远年轻，但是我的精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变得越来越衰弱了。”
尽管他是这么说的，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把杯中的茅台酒一口干掉并声称：“我要喝就真喝，决不装样子。”
周恩来的人情味令客人们极为感动，托平接着问他有关人口增长的问题，他解释说，中国的某些地方仍像以前一样，在那里如果一对夫妇不能生出一个传统家庭所要求的男孩来，那他们就会接着生下去，直到他们生出男孩为止。他们可能会一连生出９个女孩，“这时，妻子已经４５岁了，也只是到了这时，她才停止生男孩的努力，这平等吗？”
托平听到这，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自己是５个女儿的父亲。
“没有儿子？”周恩来抬了抬他那黑黑的浓眉问道。
“托平疲倦了。”一个美国客人打趣道。
“不。”周恩来尖刻他说，“是托平夫人感到厌倦了，我代表妇女讲话。”
类似这样的会面还有许多次，而这类对话也一直是双向进行的。周恩来向这些外国新闻界人士详细说明了中国的政策、需要和成就，同时他也向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请教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一些更为“深刻的”个人看法。一个美国生物学家惊奇地说：“他问的问题范围非常广，他甚至问及谁将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获胜之类的问题。”周恩来曾经笑着对英国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他十分清楚尼克松要求在１９７２年访问北京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捞取选票，但他希望中国可能会因此而从美国那里赢得“部分有用的让步”，而不必作出相应的回报。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2）
一个月以后，一个美国学者在华盛顿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警告说，不应过于乐观地把周恩来看作一个实用主义者和一个讲道理的人。“实际上”，弗朗茨·迈克尔教授说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领导人，但迈克尔所代表的观点在美国舆论界的优势地位正在动摇。周恩来那过人的才能使他不仅在国内压倒了林彪和陈伯达，而且在国外也击败了那些反对他的人。
７月９日，在亚洲执行一项外交使命的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地飞往中国（人们以为他因为肚子痛而呆在巴基斯坦休养）。他的外交病到中国后弄假成真，变成一次真正的肚子痛。当周恩来在他到北京后仅４小时就来宾馆与他会谈时，他所有的不适感都被抛在脑后，他们前后共谈了１７个小时，这两个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简直喜欢上了对方。对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发言人来说，能像周恩来和基辛格那样彼此沟通的并不多见。基辛格站在门口非常富于象征意味地伸出他的手，周恩来立即露出微笑握住了基辛格的手。他们两人这时都想起了杜勒斯。基辛格后来评论说，“这是抛弃过去的包袱所迈出的第一步。”他意识到周恩来的矛盾心理——当台湾海峡两岸仍在对抗、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际，自己却在和中国２５年来的头号敌人进行会谈。
基辛格注意到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神情恍惚。”然而没有一次周恩来表现得有丝毫的不耐烦，或者是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都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在基辛格面前是为会议而准备的一大堆文件，而周恩来面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在后来几次会谈中情况也是如此。
周恩来固有的由中国古老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给基辛格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优越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优雅而轻松的举止和似乎不费力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技巧”，缓和了敌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紧张气氛。基辛格还对周恩来发出了如下感叹：
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他的谈话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出来，脸上的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极为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在了他的身上。
对周恩来来说，在这个不寻常的客人身上所具有的美国式的鲁莽外表下面，隐藏着成熟的欧洲智慧和知识。在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前夕，周恩来与一些来访的美国客人聊天时不时高兴地笑着拍手说：“喔，这真不错，这些东西在我与基辛格会见时用得着。”他们两人显然都在与对方进行的外交斗智中得到了一种孩子气的满足。然而，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们仍不免闹些误会。基辛格犯了一个初次来访的旅行者所犯的典型错误。他把中国比作“一块美丽的但对我们来说却又神秘的国土”。周恩来立即举起手来告诫他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当你熟悉它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在后来的会面中，他又提到了这个话题。
但在后来，当周恩来想知道尼克松访华的随行人员有多少时，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估计大约会有５０人左右，这真叫美国官员们不禁感到遗憾。而正确的答案是，尼克松想带７００人同行。
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华并与他就政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在尼克松总统访华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协议。这标志着周恩来政治上的一大成功，在这场戏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的地位不稳的林彪将军被周恩来的胜利所激怒。他夸口说（或者是威胁说）“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那我也能邀请勃列日涅夫”。也许，他认为周恩来已经走得太远了。不管怎么说，他不久之后为夺取最高权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但当时的情况至今仍搞不清楚，因为存在着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８月计划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当时正在中国中部地区旅行，据说是林彪的女儿及时地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这才救了毛泽东。然后，到了９月１２日，与妻子、儿子及一些高级军官在北戴河海滨休假的林彪，在当天黄昏的时候，调了两架三叉戟飞机到北戴河机场，准备进行一次秘密的夜间飞行。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顿时起了疑心。北京流传的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周恩来实际上把林彪困死在“北戴河一座别墅的一条昏暗走廊的拐角上”。但是，这纯属凭空捏造。
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林彪试图逃往苏联，也许他是希望说服俄国人对中国进行干预。但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当晚就在蒙古坠毁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他的官方报告中所说的，林彪“背叛党和国家，像叛徒一样投向苏修的怀抱”。
不管怎么说，林彪死了，周恩来继承毛泽东的主要障碍已不复存在。兴高采烈的德国大使在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不顾外交礼节地向周恩来祝酒说：“周恩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林彪的死在当时是令人尴尬的。有谣传说，由于广东省的一些高级将领因他们的亲林倾向而迅速遭到清洗，因此广东省可能要分裂出去。这就需要周恩来使用他的全副本领来保证那些各省的解放军指挥员不至于觉得他们受到排挤。当然，周恩来还要应付他那些令人厌恶的同盟者——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代表的激进的毛主义者。后来，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都来自上海）一起，以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而闻名于世。
周恩来重新安排其老部下的工作得以逐渐走上正轨。廖承志在８月份得到了重新任命；董必武被宣布为国家代主席；而别的老同志，像朱德、聂荣臻也都重新回到他们在军事委员会和核武器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位置上。这些成就都是在“四人帮”还不那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