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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28日
2000年3月我第二次去时，大程妻发烧，阴道出血已3～4个月了。大程对他妻子很好，整天领着她看医生、吃药，只要听说能治这种病，他就去看，去取药吃。没钱了，把家中能换钱的东西都卖了，弄得家徒四壁，能借来钱的地方，他都借了，能要的钱都要了，还欠下3万多元钱的债。
大程和妻子张某都害了艾滋病，他们有三个孩子，为了活命他们到处求医。大程为了给妻子治病，花空了所有的积蓄，三个孩子因无钱交学费，都辍学了。
2001年全年我曾给过他4次钱，共1050元。他拿着大把的钱找骗子给妻子买药酒喝，喝晕了再去卫生室输液、买药丸吃，吃得拉肚子下不了床，可是最终她的病也没有被治好，于2002年元月20日死去。
2002年3月30日大程带着他8岁的女儿明明来到了作者家里，他形容消瘦，已出现了恶液质。大程对我说：“高老师，他妈走了快百天啦。我也快走了，这是我最小的女儿明明，才8岁，请你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她饿不死，我在阴间也放心了。”小女孩明明站在那儿一直流泪，孩子很瘦小，一点儿也不像8岁的孩子。大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化验单给我，上面写着“程明明，血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孩子无病。
正巧，我有个中学同学苏老师在场，她的女儿不会生育，已40多岁了。苏愿将孩子领到她家抚养。第二天大程临走时说：“我把明明带回去，到她妈坟前烧个纸，给她说一声，我把明明再送回郑州来，同时带来她的户口。”苏老师很高兴，当即送他路费，并租车送他到汽车站。大程到家第二天因病情加重，已不会说话了。
2002年4月10日，大程少气无力地打来电话说：“我这几天好一些，待能走路了，我把明明送给苏奶奶，请告诉她，一定要收下明明！”5月14日大程死了，他临死时一直念叨着说：“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在他身后还留下几万元的债务。
无独有偶，程的邻居王某，也是一对恩爱夫妻，其丈夫因艾滋病死去，家中一贫如洗，好心人救助他几百元钱，不到一周就被骗子们骗走了，为了买骗子的“神药”，家中能换成钱的东西都卖了，结果呢？很快死亡了。家中四壁空空，连火化费都拿不出来，只得用高粱秆捆缠上尸体，夜里偷偷地埋入坟茔。
这是他们遭遇血祸后又受到诈骗的惨景。
“彩礼”与“血祸”
高老师：
你好！您寄来的200元钱收到了。我妈身体还好，我不能下床了，都是我妈来给我烧水、煎药，哎！老婆（老太婆；方言）太可怜了。
为了娶妻生子，接香火、不绝后，在1990年～1996年，我经常卖血，是为了“彩礼”才去卖血，我记不清楚卖了多少次血，在我发现染上艾滋病之后，妻子离婚了，胎儿人工流产了！“人财两空”，我正在无助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在这个时候，您还牵挂着我们这些绝症病人，我真的很感激。谢谢高老师。
高老师，我太痛了，不写了吧！
敬祝安好！
一个艾滋病患者
2002年1月20日
二程被艾滋病闹得众叛亲离，他病得行走蹒跚，生活已不能自理了。他才34岁，178m的身材，厚实的脸膛，又读过9年书，当时在农村也是数得着的小伙子，但要娶媳妇，就得有钱，要多存钱。他没有办法，才走上了卖血的道路，由于卖血他染上了艾滋病，现在只能睁着眼睛等死。
谈起卖血、挣钱，二程有一段心酸的经历，他说：“血头”一次抽俺500毫升血，只给45元钱，每月只让抽一次，要想多卖一次血，就得请“血头”下馆子吃喝。一次我请他下馆子，“血头”喝得半醉，我提出想多卖一次血，他答应了，此后我每月卖两次血，可挣90元钱。
他卖了一年多血，积攒了1000多元，这已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二程说：“血头可黑了，老乡们排着长蛇似的大队等着抽血，‘黑血头’这小子坏的‘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等着抽血的男人们为了卖血要请他下饭馆，喝几杯；女人们为了卖血还得跟他睡觉……谁要不给他上供、烧香，就很难卖血。”
程家很苦，他爹早死，他娘守寡20多年，程母十几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穿的全是她丈夫遗留下来的老衣服。她既当娘又当爹，田里活、家里活，她没晌没夜地干，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养大成人。但儿子娶妻需要“彩礼”，这到哪里去弄钱呢？她费尽了心机，一无所获。
大程长到30多岁，到邻村做了倒插门女婿，娶了个大姑娘。二程呢？不能再去倒插门了，因为还有老娘，如果都走了，60多岁的老娘谁来奉养呢？田地农活谁来干呢？家中没有多的钱，娶不了姑娘，就想娶个寡妇，也可以传宗接代，守家在户，可以孝敬老娘。
1998年1月，二程已30岁了，经熟人来做媒，介绍了邻村的一个寡妇杨梅（化名）。她丈夫外出打工因意外事故死亡，她才27岁，婚后三年，因丈夫长期在外地，未曾生育。杨梅给媒人说：“俺不要打工仔，只要求男人能守家在户，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行了。”
春节期间，二程与杨梅见面，杨梅164米的高挑个子，白皙的肌肤，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看上去只像20岁的样子。二人一见钟情，以后，你来我往，很快坠入爱河，两人如胶似漆。1999年春节送上了“彩礼”，3月18日二程结婚了，请了十桌客，全村很热闹。杨梅进了程家，对程母不叫妈不说话，她人很勤快，啥活都干，下地、喂猪、做饭、洗衣……程母乐得合不上嘴，村上的人都夸程家有福气，二程“乐疯了”。
好景不长，1999年7月下旬，二程开始发烧，8月8日检查发现他害的是艾滋病。第二天就有小孩子用弹弓朝杨梅身上打纸团，纸上面写着“艾滋病快快死……”。杨梅外出赶猪，因她怀身孕4个多月，有人指着她说：“呐呐！艾滋儿他妈来了。”杨梅听着很难过，她一瞪眼，又有人说：“好一个厉害的艾滋婆……”
杨梅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第二天让她两个弟弟来程家要求离婚，二程也很无奈，只得同意办离婚了。离婚时程家要求留下胎儿，生下来是姓程的根子，可是杨梅怕孩子有艾滋病，又怕生出来受歧视，更重要的是谁有钱把孩子抚养活命呢？于是，9月9日她做了人工引产手术，医生说：“杨梅和胎儿都没有感染艾滋病”。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缺乏；桂希恩教授用两年时间调查了123个艾滋家庭，证实艾滋病不存在父婴传播。
二程说：“我老婆是卖血的钱娶进来的，不卖血如今还是个光棍，为挣‘彩礼’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现在人财两空，连光棍也没有了。更可怕的是生病花钱吃药，还欠下万元债务，我的老娘怎么办呢？”
第二章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病人的实况8 艾滋老人的声与泪
艾滋病的流行对个人、家庭、社会和经济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死于艾滋病的病例95％也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大部分是那些工作劳动能力和生殖能力处于巅峰年龄的年轻人，这些死亡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已使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处于危机水平。无论是以儿童生存环境的恶化，预期寿命的缩短，不堪重负的医疗保健系统，数量不断增多的孤儿，还是从商业上的实际损失的标准来衡量，从来还没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这样对一个地区的发展形成如此大的威胁。
艾滋病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疾病，社会因素对其有明显影响。一个国家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卫生、行为习惯和卫生组织制度，卫生人员参与的关系，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艾滋病不仅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一个医疗和卫生方面的问题，他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威胁。
老人的声与泪
高耀洁姐姐、老哥哥：
你们好！
近来您二老的身体健康吗？精神愉快吗？
这段时间因我的儿子小君病重，已在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死去。死时口腔大量出血不止，10分钟就死去了。他的病最后转为“肝癌”，花了1万多元，花得四壁徒空，哭干了眼泪！现在我和我老伴跟我的儿媳妇和一个10岁的孙子、孙女合锅一起吃饭。孙女小倩在邢庄初中一年级，孙子小宏在本村小学上五年级，生活十分困难。
但是忘不了高姐姐你对我的救济照顾。派人来我家送钱送衣，上海周某某同志把衣服都送给我孙女啦。这使我全家对您老人家终身难忘，你是我家的大恩人，往后我要去看望您老人家。我还要和你们一起宣传“防艾”。上月在你处拿来那300本书和数百张“小报”全发完了，过一个时期我再去取。
敬祝：
老姐姐和老哥哥长寿百岁！
小弟鹏程（化名）
2001年11月9日
他内心的呐喊
敬爱的高耀洁姐姐和哥哥：
你们好！
近来你们两个的身体好吧！精神愉快吧！全家平安吧！几个月没有给你打电话和通信啦，也很想念你们两个，不知你们两个的身体好坏，请姐姐哥哥保重身体。
关于姐姐你给打（寄）来的600元钱，我们已在农历20日收到了，王龙魁的爷爷200元，我收到400元。明年春季三个孩子上学有了学费，感谢姐姐救我们两家。我们两家对姐姐不知说什么好。请姐姐和哥哥身体不好的时候一定给我来电话，我们去看您老人家，我们会把您当亲姐亲哥看待，请姐姐哥哥放心。
另外，把我的情况向姐姐汇报一下。县委和公社党委说我乱发书、乱发报纸，他们很生我的气，把我们的电话也控制了，不叫我与你联系，把外面给我来的信也扣着不叫我接到。上海周某某给我来了两封信，我都没有接到。一封信返回上海，一封信扣着见不到。
周某某来了给我说他给我来了两封信，我一封也没有接到。公社党委说我再和记者打交道，就开除党籍。再有记者来，叫我给他们打电话。向他们汇报。我的退休补助每月30元，二年都没有给我了。他说：“公社没钱。”记者来了，我决不会向他们汇报的。我说是我的朋友或说是我的亲戚，不再领着拍照就是了。
另外一件事：我的孙女和孙子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孤儿的。她的母亲也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同时她会改嫁的，留不住的。我的孙女和孙子是不会跟她妈的，因为他两个都十多岁了，我会把他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