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按摩，一边接电话。我说：嫂子，这么晚了还没睡呀？有事吗？老程老婆说：老程到现在还没回来，也没个电话，还把手机关了。我有点不放心。我说：老程呀，他上午给市政府的人叫走了，说是开紧急会议。老程老婆一听就惊叫起来，她说：市政府？你说市政府？不可能吧？咱老程可是个老实人。老程老婆一叫，倒让我警醒起来。咱跟市政府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市政府也从来不通知咱们开紧急会议。这市政府通知咱们开紧急会议的先例倒是有过，开会的人去了就回不来。检察院要抓咱们的人，也常常是通知去市政府开会。我说：嫂子，老程不会有事，他大概是喝多了，你安心睡吧，明天一早我就让他打电话回去。
我对若尘说：咱别看了吧？若尘说：为什么？我说：老程可能出了事。若尘说：关我们看电影的事？我说：不关，电影不好看。若尘说：是不好看，咱不是看电影，咱坐在这儿享受人生。我说：咱单位出了大事，你觉得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若尘说：你没贪吧？我说：最多算个苍蝇。若尘说：苍蝇也要打啊，不会把你抓起来吧？我可是跟你讲清楚，你要是进去了，我可不等你。若尘说，你别盯着我，我是女人，没几年青春。看她一脸正经的样子，倒像说真的。若尘说，老实坐着，现在深更半夜，你想去干什么？咱俩就安安静静地呆在一起。明天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自由人。不过你别怕，咱们毕竟处了这么多年，要是你真的进去了，我不会一下子就跟你反脸，只要政府允许，我会去看你。你别担心，就算我找了男朋友，我也会带着男朋友去看你。
这婆娘真可以把我气死。
送若尘回到宿舍已经三点半，回到我住的地方已经四点。我冲了个凉。倒到床上就睡着了。若尘说她一个晚上都没睡着，翻来覆去，想着我进去了后她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早上八点，给一个电话吵醒了。是人事科打来的，通知我八点半开紧急会议。这让我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想起要给老程老婆打电话，可不知该对她讲什么。我洗了把脸，找出剃须刀刮胡子。把下巴刮得青里泛黄。
八点半我赶到了单位。人事科老刘守在门口，看到我就说：在八楼礼堂，快上去。我把车停好，坐电梯上去。进去吓了一跳，黑压压的坐无虚席。我心里说：单位大会没少开，还没有这样齐过。前三排是科级以上领导，后面是普通干部。再看主席台。我的天，都是什么人呀。总署纪检组长、总署办公厅主任，还有七八个纪检干部。还有一个熟面孔，副署长老曹。老曹面无表情，脸黑得像锅底。
会议由总署纪检组长主持。老曹先讲话。他宣布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老程被〃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了。老曹说，同时被〃双规〃的还有市委、市政府、边防局、商检局等部门的重量级人物。这些人的名字听起来如雷贯耳，老百姓根据他们的爱好给他们起了雅号，譬如高尔夫关长、兰花市长、赌王局长。这就是说，南村的问题不只是海关的问题，但海关是重灾区。涉及的人最多，出的问题最大。老曹说，我不怕跟大家交个底，这次中纪委派出了精兵强将，彻查南村的问题，要一查到底。南村四大走私集团的骨干人物已经全部束手就擒，正在交待问题。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问题，各人自己心里有底。党组希望有问题的同志争取主动，坦白交待，彻底交待，争取从宽或免于刑事处分。接着总署纪检组长讲了话，他最后宣布了中纪委调查组和海关各位纪检干部的办公地点和值班电话。
散了会，我本来想跟老曹打个招呼。我往主席台上看了一眼，老曹耷拉着眼，低垂着头，显得十分疲倦。我想他未必还记得我，就算记得，此时此刻也不方便跟他套近乎。我站了起来，跟着人流向外走。电梯口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耐心地等电梯，我往楼梯口走去。走到七楼，老胡从后面赶上来了，对我轻声说：来一下我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老胡把房门关上，还上了锁。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叹了口气。我说：出了什么事？老胡说：我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这一年多我没睡个安稳觉。
第五部分第46节：置身事外
我明白老胡也陷进去了。他才三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业务型领导干部。前程无可限量。我说：胡关长，怎么回事？你说详细点，咱也帮你分析一下。老胡说，去年中秋，老程给我拎来一个礼品袋，说是过节了，一点小意思。咱在南村也呆了些年头，领导亲自给我送东西还没有过，我打开一看，吓了一跳。都是钱哪，一匝一匝的，有几十万。我说，程关，这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收。老程说，不收也得收，这是组织的意思。我知道他是拿组织压我，组织上不会这样干。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大家都有份，我如果不拿，大伙都得退出来。也就是说，我会让大家都不好受。老程说完就走了，他的脸色还很难看。那天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些钱，什么也没干。一直坐到下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能退，不能交给组织，不能拿回家，不能用，我只好原封不动地把它锁在保险柜里。老胡说完看了看角落里那只绿色的保险柜。我也看了一眼。
我下了南村码头后，就跟老胡少了往来，平时就通通电话，开会了大家才见个面。今天面对面坐在一起，才发现他头发全白了，十分刺眼。那只保险柜在他心里压了一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说：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交给组织吧，争取从宽处理。老胡说：我知道南村问题大，但没想到惊动了中纪委，听老曹的意思，不仅班子有问题，还涉及相当一部分干部。我没带好头哇。我说：别说了，说也没用，还是早点把钱送过去吧。我陪你走一趟？老胡走过去开了保险柜，把钱拿出来。他说：连塑料袋我都没动。
老胡不好叫司机。我开车送他去波楼招待所。到了门口。我坐着没动，对老胡说：你进去吧，我在这里等你。老胡把礼品袋拎在手里，看着我。他说：我这一去也不知道还出不出得来，你不用等了。咱这个班子算是瘫了，党委成员就剩下你了，你可不能再闲着了。我说：这些事等你出来咱们再商量。你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来。快点进去吧。老胡进去后，我把车熄了火。头靠在座背上闭目养神。中纪委派调查组来南村让我也吓了一跳，我原来还以为最多是个政策问题，走私在这些年是个普遍现象，没有一个地方不走私的，只是规模不同深浅不一而已。没想到里面还有个腐败问题。走私最怕跟腐败挂钩，走私又必须跟腐败挂钩。老程轻易就给老胡几十万，出手够大方的，由此看来他陷得够深的。
我在车上等了大半个小时，老胡没出来。我开了CD，耳朵听着音乐，眼睛盯着大门口。大门口出来了一个人，站在台阶上四处张望。我认真瞅了一眼，赫然就是门哲。我打开车门，门哲看到了我，向我走来。我说：妈的，你怎么来了。门哲说：托你的福呀，你上次去了趟北京，俺就成了老曹的跟班。我说：哇，你做了老曹的秘书呀，前途无量。门哲说：这次你可不能怪我，我一来就给关在波楼，今天是第一次出这大门。我说：先别说这些了，有事吧？门哲说：曹署长让你进去一下。我赶紧把车停到一边，跟着门哲走了进去。
老曹在波楼二０一房办公。那是一个套间。单位经常在波楼开会或搞接待，对这里的环境我是比较熟悉的。老曹住的这间房是最大也是最好的，但老曹在调查组的级别应该不算最高，这就是说中纪委把重点放在海关方面。门哲先敲了敲门，然后轻轻把门推开，他先走了进去，再把我让了进去。老曹坐在靠左手边的沙发上，他看见我，招手让我到他身边坐。室里还有几个人，都是海关的，但我不认识。我在老曹旁边坐下，叫了声曹署长。老曹说：小孙哪，好久没见啊。我说：是啊，领导忙，难得下基层。老曹笑着说：大家听到了吗？小孙在批评我官僚主义呀。大家一听全笑了。室里本来很沉闷，笑一笑气氛显得轻松多了。老曹感觉到了，接着说：小孙哪，你是春风呀，你一来，咱们这里就从严寒变成了春天了。你看看大家的脸，刚进来时是不是像霜打的茄子？现在呢，全是桃花了。我说：曹署长你别夸我，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这是用心良苦呀，变着法子给大家减压。老曹说：让你说对了，实话跟你说吧，小孙，我们在这栋楼里已经猫了半个月了。今天才正式抛头露面。这些日子可把大家憋死了，一是地方小，憋闷，二是我们的人窝囊，是非不分，没有党性，不讲原则，看看这些举报材料，再看看这些案例，真让人窝火。老曹讲起这些事来，脸又开始变青，大家把笑容收起来。我静静地听着，不敢出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老曹滔滔不绝地咆哮了一通，突然把话收了回来。他看着我，说：南村这个班子烂得不可收拾了，我准备向总署党组报告，赶紧调派干部来加强领导，在新班子组成前，可能要给你压压担子。
老曹的话把我吓住了，我有些坐不住。我没想到陪老胡跑一趟跑出了这么档子事。让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一没这个本事，二没这个心情。我在南村闲了两年，修身养性，每天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经习惯了。我曾经一门心思地想往上爬，好在一些人面前扬眉吐气。后来又觉得就为这么个鸟目的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未免太不值得，等领导一排挤我，我就让自己得道成仙了。如今又要我再食人间烟火。我还真不惯呢。我说：多谢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厚爱，可是我觉得，凭我的资历、能力，就算在正常情况下，我也不可能带领这个班子，何况在目前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所以我希望领导慎重考虑。不要因为我把这个还可以挽救的集体带到万劫不复的境地。老曹说：小孙哪，这个决定不是我个人作出的，是我们小组集体研究的结果，我们是慎重的。总署对南村这个班子其实一直是十分关注的。对程忠应的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做法也曾提出过口头警告，我们错就错在心太软，没有当机立断。在南村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哪。
老曹语重心长地教育了我半天，我如果再坚持就不像党培养多年的干部了。可我对老胡的事放心不下，毕竟是我陪他来的。他进来了，我却升了官，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不知道怎么说我呢。我说：胡峰岩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吧，他可是身不由已呀。老曹一听就把脸沉下来，他说：谁不是身不由己？南村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多人陷进去，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没有一个人坚持党性，我们的队伍坏就坏在这些身不由己的人身上。
我知道老曹对我也有看法，这两年我也没有站出来，而是置身事外。当然我也的确不知道问题有多大。
离开波楼，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程忠应，因为胡峰岩，因为南村，也因为我自己，我的心情好不起来。经济学家何清涟说：转型时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